外滩帝国银行,上海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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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泉

1949年5月28日,阳光明媚。军代表龚饮冰、冀朝鼎手持陈毅、粟裕亲自签发的命令,率队来到外滩接管中国银行。大门口早就聚满欢迎的人群。一些老行员看见身穿解放军军装的龚饮冰、冀朝鼎时不禁惊诧万分:龚饮冰,他不是外滩的建业银行总经理吗?冀朝鼎,他不是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政府平准基金会秘书长、中央银行原经济研究处处长吗?原来他们是共产党。共产党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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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敌对势力曾叫嚣,共产党能打下上海,但管理不了上海。他们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低估了广大银行员工的觉悟,也低估了接管干部的工作能力。实际上,中共中央早就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特别是专业干部,从事接管工作。如出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龚饮冰,1923年入党,1927年就担任我党中央的主任会计,后来长年从事地下工作。根据党的指示,1943年他在重庆参股四川实业家范旭东创办的建业银行,任常务董事,后任总经理,以便于掩护和资助党的地下斗争,是党的一流金融人才。1946年他设法将设在重庆的总行迁到上海,并任总经理,增强地下工作的力度。著名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的原型之一李白,就是龚饮冰所领导的三个地下电台报务员之一。1948年赴港后,他于年底随护著名民主人士、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等乘船秘密北上,商议建国大计。1949年初,龚饮冰随军南下,进入上海,领导接管中国银行的重要工作。

任中国银行第一副总经理的冀朝鼎,更是充满传奇色彩。他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后留美深造,获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上海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和暨南大学的兼职教授。1927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经周恩来批准,随同其父亲远赴美国,为长期深入敌营作准备。果然,1941年回国后,他以留美经济专家的身份,成功打入国民政府金融系统的高层,担任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等多个要职,被外界认为是孔祥熙的得力干将。1944年7月,孔祥熙率团出席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冀朝鼎是秘书长,可见其潜伏之深。1948年他应傅作义邀请,到北平任职,参与和平解放北平。

有中央的英明决策,有这样杰出的干将俊才,中国银行的接管工作自然是掌控自如,胜券在握了。

龚饮冰、冀朝鼎一上任就显示出银行家的稳健和革命家的决断。5月29日,进驻的第二天,他们就在中国银行四楼大饭厅召开职工大会。可容纳三四百人的饭厅,坐满了职员、中高级经理和从未坐在一起开会的劳工,虽然人人面带笑容,但各自心态迥然不同。龚饮冰首先朗声宣读了由陈毅、粟裕签发的接管命令,尽图像管大家都知道命令的内容,但会场里依然一片肃静,都生怕漏听一个字,因为这毕竟是关系到每个人命运的大事。接着,冀朝鼎讲解了接管政策。他首先诚恳地说:“对本行同人在近数月来保全行内人民财产企业机构之努力,表示充分感谢。” 会场气氛一下子轻松了。他宣讲了九条政策,特别强调了“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接管政策。这十六个字,犹如定海神针,迅速稳定了全行人心。面对改朝换代的大变革,原来还有些惴惴不安的中高级职员,也放下了多日的疑虑,积极地与全行员工一起,夜以继日地投入资产账册的编制交接和繁重的复业准备中。最紧急的一项任务就是回笼金圆券。当时,金圆券已贬值到连手纸都不如,上海一解放就停止流通,所以要尽快限期收回,以减轻老百姓的损失,并抢运到敌占区购买物资。中国银行员工响应军管会的号召,全行动员,开展竞赛,收兑旧币,总数为全市各银行之冠。

6月3日,华东局向党中央报告了有关接管中国银行的“六条方针”。

同日,华东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颁布。

6月4日,中央迅即批复华东局的报告:完全同意。

同日,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召集会议,传达中央决定,宣布中国银行原封复业,尽快恢复营业。

同日,陈毅、粟裕、饶漱石、谭震林联署命令,任命龚饮冰为中国银行总经理,冀朝鼎等为副总经理。

6月6日,仅过了短短十天,中国银行总行和上海分行率先宣布复业,大受市民欢迎,人心大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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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上海是当年全国的金融中心,中国银行的成功接管和迅速复业,意义非凡。从此,中国银行乃至上海银行界在军管会、人民银行的领导下,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发行人民币、推行保值的“折实储蓄”等工作中去。

6月8日,陈毅、粟裕又联署军管会布告,严禁外币市场流通,公布《中国银行上海外汇交易所规程》。中国银行担负起收兑外币和银元的重任,银行门口很快排起了兑换的长队,打击了投机倒把,稳定了金融市场。与此同时,中国银行在汇价极不稳定的第一年,一改旧银行为转嫁汇率风险而采取的、侨汇还在途中就折成金圆券的掠夺性做法,实行一律原币汇交眷属,使其不受损失,保护了百姓利益,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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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苍天有心考验,新中国成立才一年,就遇上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对我国实行全面禁运、封锁、冻结政策,参与国家达45个,禁运货物达一万多种,连牙膏都在禁运之列,企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又因国民党撤退时从上海三次劫运黄金277.4万两,银元1420万元,把金库扫荡一空,国内外汇奇缺,物资紧张,外贸萎缩。尽快恢复经济,巩固政权,成为当时的第一要务。中国银行以外汇外贸专业银行的特殊优势,全力以赴投入到反禁运反封锁反冻结的斗争中去。如以开创性的做法,在上海等地设立银贸合作的“易货交易所”,令人击节。你不是采取冻结外汇账户的办法来封锁我国进出口贸易吗,我就采取最原始的物物交换来突围,采用对开信用证等方式,由中国银行为双方记账清算,减少外汇交易。在当年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种“土办法”解决的国家急需物资的进口,竟达总进出口量的五分之一以上,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禁运和封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