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公侯淫风录,从鄙视到认同——说“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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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义

宋人赵次公注杜工部诗《走马定昆池》之“吴儿”云:“南人谓北人为伧父,北人谓南人为吴儿,皆常谓也”[1]。伧,粗鄙,粗鲁之意。吴,则是地名,国名,州郡名。所以,吴儿似乎是指一个地方的人。但是,根据当时人的口吻,吴儿和恶名伧父对举,应该不是一个中性词汇,明显带有贬义。尽管吴的范围并不固定,时有盈缩,但吴儿作为北方人的对立面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本文就拟以此为契机,寻觅中古“吴儿”一词的具体含义及其变化的踪迹。

1、释“吴”与“儿”

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三个关键的时期,分别是春秋时期之吴国、秦汉时期之会稽吴郡、三国时期之东吴。

关于吴人、吴国及吴越争战的历史,散见于《春秋》《左传》《世本》《国语》等先秦典籍中,但均为零星记载。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对其进行了集成,成为吴国历史研究的最重要史料。东汉袁康、吴平采集史料及民间传说,辑成《越绝书》,赵晔撰成《吴越春秋》。按《史记》的记载,吴国是由南奔的太伯和仲雍所建。但是最近又有学者指出,《史记》是司马迁在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下,为中国撰述了第一部充满大一统思想的史学著作。尽管吴国早期历史目前尚不能全部明了,但从寿梦元年(前585)开始“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左传成公七年,前584)。 经过不断地向四周征伐,吴国的疆域迅速扩大。考古学证明,自西周至春秋前期,今江苏南部太湖西北和东北地区的文化渐趋一致,说明吴国由西向东的征伐取得节节胜利。到春秋中期,吴国已是东南方的一个大国。它的版图东至于海,南面以今浙江省的嘉兴、德清一线与越国为界,西南到达今新安江上游,西北与楚之棠邑(今江苏六合县)接境,北面越过长江抵达淮水。它基本上拥有今江苏南部的整个地区、安徽的东南部以及江苏北部和浙江北部的一小部分。[2]其核心疆域应该就是目前的环太湖地区,尤其是苏锡常地区。夫差二十三年(前473))吴国被越国消灭,吴国领土尽归越国。后来楚威王“兴兵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3]

秦始皇二十五年秦人灭楚,在吴越故地设会稽郡[4]。《汉书·地理志上》载:会稽郡[5],(自注:秦置,高帝六年为荆国,十二年更名吴。景帝四年属江都。属扬州。)会稽郡辖吴、曲阿等有二十六县。汉高祖六年(前201)封从弟刘贾为荆王,以吴县为都,高祖十一年(前196)黥布起兵造反,刘贾被黥布所杀。因刘濞随大军参与过消灭黥布的军事活动,高祖认为刘濞可以震慑吴地,加之刘贾又没有后裔,就分封刘濞为吴王,迁都广陵,管辖吴地三郡五十三城之地,都广陵[6]。七国之乱后,吴国国除,吴县属会稽郡,为郡治。 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会稽与吴郡分治,以钱塘江为界,以东为会稽,治山阴,以西为吴郡,治吴县。东汉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由吴郡分出了晋陵、吴兴、义兴郡等郡。

东汉末年,豪强蜂起,最后形成了北方的曹魏、西南的蜀汉、江南的孙吴政权。孙吴起家于富春,富春为当时吴郡所辖,所以吴郡被孙吴视为桑梓之地。经过孙权的大力经营,孙吴最盛时期拥有扬州、荆州、交州三州之地,形成了北据大江,西到三峡,东到大海的辽阔疆域。其中扬州下辖之丹阳郡、吴郡、会稽郡、毗陵等地都是秦汉吴郡故地。

以上即是历史上的“吴”,其辖域内的人群即可称之为吴人。吴人一词在《左传》等先秦文献里时有出现,指春秋时吴国之人。《史记》《汉书》里的“吴人”则指会稽吴郡之人。

儿,最常见的字义当然是儿子和儿童这两个含义。吴儿之“儿”自然不是实指儿童或儿子这两个意项。“儿”还有一个做为虚词词尾的常见意项,“吴儿”的“儿”就是这个意项。但作为虚词的词缀何时产生,大家的认识还颇不一致。 王力《汉语史稿》论及“语法的发展”认为词尾“儿”是从唐代才开始产生的,又指出这个作小称的“儿”字很容易发展成爱称。[7]林霞认为儿词尾大范围出现应在宋代,因此取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进行统计研究;在功能方面,认为作小称的“儿”后缀强调“小”的感觉,重在让人喜爱的感情色彩上。[8]竺家宁依据佛经语料,发现“儿”后缀早在东汉就已经出现,六朝时代某些带后缀“儿”的派生词已经十分通行,普遍使用于口语当中。透过较细的断代分析, “儿”词尾就其语法功能而言,曾经历四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从佛典语料,可以发现这个词尾“儿”在汉代至六朝的功能是用在比较卑下的名词之后,表“卑下义”;第二个阶段,;大约在唐代,其语法功能扩展作为动物性的后缀,所结合的动物都是和人类比较亲近的,当然还带有“卑下”的含意在;第三个阶段,再晚一些,原有“卑下”的含意就消失不见了;第四个阶段,“儿”词尾发展为爱称,产生让人喜爱的感情色彩,那又是更晚发展的结果。[9]这四二个阶段的划分,虽带有一定的推测性,但基本反映出了“儿”这一词尾的变化。

但是,前贤似乎未注意到“吴儿”一词在正史中出现频率颇高且较早。如果接受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的话,按照简单的组合,在不同时期,“吴儿”一词就有不同的含义,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含义。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吴儿”

中国地大物博,南北气候人文迥异,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南北人士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印象,比如胡与汉,江东与中原,荆楚与中原,甚至山东与关内都有不同。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治,北方政权多为胡族所建立,在争夺正统的过程中,南北双方都不遗余力地对对手进行了恶化和污蔑。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杜弼与高欢的一段对话:

(杜)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言之于高祖。高祖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10]

再看另一例:

侯景谓左右曰:“我知吴儿老公薄心肠。”又请娶于王、谢,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11]

据此两例即可知,“吴儿”是北人对南方人的蔑称,这种称呼在南北对峙时期几乎是一习语,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如贾充称夏统“此吴儿是木人石心也”[12] 、姚兴认为“(刘裕)吴儿 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13]、孙腾称梁武帝为吴儿[14]、任约呼胡僧佑为吴儿[15] 。

孙吴以来,江南文化较前已有长足发展,但是中原人士尤以化外视之,在北人心目里,东南之美者“徒会稽之竹箭也”[16]。所以,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认识恐远不如南方人对北方人的认识。在北方人的眼里,南方人最典型的特征是一些外在的形态,如服饰,语言,饮食之类。《洛阳伽蓝记》里保留了几例有趣的例子,如:南齐人王肃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 “背逆归顺”时称:“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17]“漏卮”之号,显然为北朝京师士子调侃鄙视之语,说明北人对于南人生活习俗之不理解。

再如杨元慎利用为陈庆之治病之机会,发布了他对江南生活的想象:口含水噀(陈)庆之曰:“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飰(飰,饭之异体字),茗饮作浆。呷啜蓴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手速去,还尔丹阳。……”[18]再如洛阳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近伊洛二水,任其习御。里三千(《元河南志》“三千”作“三十”, 请参见范祥雍校注本第117页校)馀家,自立巷市,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时人谓为鱼鳖市也。[19]这些描述的是南方人典型的水文化的生活方式,这对于北方人可谓另一个世界。

这是北方人眼里的南方人形象,那么南方人如何看南方人呢?《抱朴子外篇讥惑篇》云:上国众事所以胜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礼,不求变俗,谓违本帮之他国,不改其桑梓之法也;况其在于父母之乡,亦何为当事弃旧而强更学乎?[20]葛洪是吴人,当孙吴国灭与晋室东迁之后,亲见江南人慕效洛阳风气,放弃旧俗的做法很不满意,所以加以讥刺。他举了四点:书法、语言、哭法、居丧等。他认为南方人不该一味的学习京洛而放弃自己的旧俗。显然,葛洪认为在这几个细节上,江表是胜上国者,江表人士不必邯郸学步于京洛。[21]

魏晋时期,南北人士之间的误解与敌视可谓无处不在,甚至有宦官孟玖之弟孟超竟敢称时为大都督的吴人陆机为“貉奴”。[22]“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类云。”[23] “貉奴”,据张学锋先生言,大抵如今日之猪狗之类的恶语。[24]同样,吴人也对北人多有误解和蔑视。同样举陆机为例。“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左)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25]

南方谓北为“索虏”,北方指南为“岛夷”。南人北人之间相互敌视,北人对南人之鄙视之态度溢之言表,“吴儿”一词在南北朝时期,明显带有贬义,此适为“儿”字作词尾的第一阶段。南北对峙时期,吴与非吴,起初专指江南旧族,随着晋室南渡,中原士族和江南土著士族逐渐合流,如王谢等侨姓士族也被等同为“吴儿”,或被视为吴儿之同类。最终,南北之辩演化为纯地域与政治问题,诚如周一良先生所言“及梁朝末年,不惟南境内百姓中侨旧之别渐减灭,即客观地北人吴人之别已远不如昔者之严。如羊侃,太山梁父人,梁书三九羊侃传:北人虽谓臣为吴,南人已呼臣为虏。又胡僧佑南阳冠军人,少仕魏,大通三年归梁,复陷于北,中大通二年又得归。自南人视之,故荒伧无疑,然僧佑与侯景将任约战,约呼之约:吴儿何不早降……皆足证其时在南即为吴,在北即为虏,吴虏之别为相对而非绝对” [26],“此时吴虏之区分,似已由民族与地域概念发展而成南北政治阵营之概念”。[27]这一点和陈寅恪先生论唐代胡汉之别有异曲同工之妙。

3、隋唐时代的“吴儿”

隋炀帝平陈,结束南北对峙之局面,江南再次纳入北方政权的统一管辖,南北不再阻隔,所以南北的互相了解已较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为深入,故而南北的敌对情绪也随之消减。隋炀帝令诸臣撰风俗记,诸臣仍沿用旧规,对江南士人大加贬低,“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然著述之体,又无次序,各赐杖一顿”,“又著《丹阳郡风俗》,以吴人为东夷,帝不悦,遣内史舍人柳陆宣敕责威等,别敕虞世基等修《十郡志》”[28]。可见隋炀帝对北方人将三吴风俗视为东夷的做法,极为不满。虽然隋炀帝对江南文化素有好感,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关陇人士对南方的一种新认识和新态度。

事实上江南正如炀帝所言“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江南文化已有长足的发展,因此对南方的轻视态度也应随之改变。因此,在隋唐时期正史中几乎检索不到“吴儿”一词,“吴儿”一词只见于诗文之中。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和吴人的自身特点,吴人仍是当时特立独异之人群。隋唐时期诗文中的吴儿大抵仍是江左士人之代称,其污蔑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次第减弱,甚或成了吴人的自称。今勾稽文献,将唐代吴人典型特征归纳如下:

A、好诙谐

从汉代朱买臣衣故衣怀印绶入郡邸[29]、吴人大书“会稽鸡,不能啼”于府门以戏弄贺太傅[30]来看,诙谐是江南人士的一大特征,故文献多言江南多轻狎、轻悍。入唐,此风不改,继之者不绝如缕,唐代最著名的两个诙谐人物贺知章与顾况均是吴人,这不应是巧合。而唐代小说及《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类书所收诙谐类故事也多与吴人有关。

李肇《唐国史补》载:“诙谐自贺知章”[31]。贺知章,越州山阴人。诙谐,是指好戏谑,谈吐有风趣,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某某人性格幽默,好开玩笑。贺知章不仅在庄严的朝堂班行里不妄言笑[32],而且对名未甚振的李白也大加调侃[33],甚至对皇帝为其子赐名也不放过。[34]

吴人另一个著名的诙谐人士即顾况。顾况,吴人,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其最著名的诙谐事迹当属戏弄白居易之名字。[35]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有一例也能体现顾况的那种戏谑之言。一位本地秀才写了一句诗“驻马山上阿”,却一时想不出合适的续句。顾况为之接上口:“风来屎气多。”[36]此处秀才所用之“阿”为“山阿”之“阿”,《尔雅·释地》“大陵曰阿”,而顾况所接之“阿”却是俗语“阿尿阿粪”之“阿”。上下联句,其滑稽诙谐之气跃然纸上。顾况好诙谐,竟因此而丧命,真可谓本性难改。

吴人陆龟蒙、茶圣陆羽[37]、郑愔[38]等也是诙谐高手。尤其是陆羽,虽然生在湖北,但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 苕溪即今湖州一带,也是三吴核心地带,长居于此即染此风,其诙谐本领竟能和东方朔齐名。

B、长于经学与文学

虽然南北士人均治经学与文学,但南北的风尚不同,其特点亦大相径庭。《隋书》载:经学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异同。大抵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39]唐长孺先生认为《隋书儒林传》江南四人,均为土著,说明江南土著治经的多于侨人,江南土著学风更接近汉儒之旧。[40]江南士人,如颜之推、陆德明、谈助、陆质均是专研儒经且取得杰出成就者。

而文学方面,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南北文人在文体的选择和优长方面也互有异同,根据李浩等人的统计[41],江南散文家191人、诗人623人,山东散文家532人、诗人751人,关中散文家286人、诗人312人。故有“长江之南,世多词人”[42]、“吴中多诗人”[43],“先是神龙中,(贺)知章……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扬于上京”[44]。安史乱后,江南文坛因有大批北方士族的迁徙、地方官员的加盟及原来南方土著的鼓噪,更加兴盛。“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疆”[45]。江南文人和山东关中士族相比,他们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却将中原文艺发展得精湛细腻,使文学的形式美得到充分体现。[46]

C、长于音韵训诂

《唐语林》载:有人检陆法言《切韵》,见其音字,遂云:“此吴儿,真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陆,非吴郡也。[47]这虽是一个误解,但是却明明白白的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吴人的一个重要的认识,那就是长于音韵和识别生僻字。这里所误解的吴郡陆氏,就是隋唐时代著名的训诂音韵学家陆德明。据其本传:陆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苏州吴人。撰《经典释文》三十卷等著作。太宗后尝阅德明《经典释文》,甚嘉之,赐其家束帛二百段。 [48]《经典释文》三十卷,共为《周易》、《尔雅》等十四部经典的经文及其注文作音义,按经文及其旧注的顺序,摘出需要解释的文字来注音。唐张参《五经文字·序例》云“陆氏释文,自南祖北,偏通众家之学,分析音训,特为详举”。它一经问世就成为音韵训诂学的经典之作[49]。

再如:唐冀州参军曲崇裕《送司功入京》诗曰:“崇裕有幸会,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旷野哭声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谁?”曰:“吴儿博士,教此声韵。”司功曰:“师明弟子哲。”[50]

这几个例子都说明在唐代人眼里,声韵、训诂之类的学问是吴人的长项,因此一旦发现某人在这些方面有特异之处就立即会联想到“吴儿”,甚至直接归于吴人名下。

D、事鬼神好淫祀

所谓淫祠,按唐人的说法是:“虽岳海镇渎、名山大川、帝王先贤,不当所立之处,不在典籍,则淫祀也;昔之为人,生无功德可称,死无节行可奖,则淫祀也。”[51]吴俗事鬼,以淫祀废生业[52],这也是唐代江南人或者吴人的一大特征,唐代两次著名的清理淫祀的运动都和江南有关。

第一次为发生在垂拱四年。狄仁杰为冬官侍郎,充江南安抚使。吴、楚之俗多淫祠,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53]

第二次发生在长庆三年十二月。第二次主张废淫祀者为李德裕,据其本传载: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李)德裕欲变其风……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54]

前举4点大致是唐代北方人士对南方人的一些基本看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污蔑轻视的态度已经大大减弱,甚至有一些看法如长于音韵训诂等特点已是带有明显的羡慕和嫉妒之情。安史之乱后,北方大部分地区陷入藩镇割据的状态,而江南则成了唐帝国的“财富疆”,此时的帝国命运系于东南一隅,北方士人对江南的鄙视自然再无从谈起,南方士人自然也不再自觉惭愧。就连过去认为湿热难耐的江南景色在北方人眼里也变得优美异常,并对此赞不绝口。如 “人谓尔从江南来,我谓尔从天上来”[55]、“江南佳丽地,山水旧难名”[56] 等诗句对江南不无夸奖之词。佳丽地过去有很多处,但值得注意的是,入唐后似乎已成了江南的专利[57]。甚至孟浩然宣称“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58]”。因此皮日休有诗云“古来伧父爱吴乡,一上胥台不可忘”[59]。总之随着南北交流的增强,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南方经济文化的大力发展,吴人已经不但不再受到北人的鄙视,甚至有了羡慕之心。吴儿一词也不再是一个贬义词,极有可能只是吴人的同义词而已。如瓦棺寺一僧人就自称“小僧是吴儿”。[60]如果带有贬义,断没有自我贬低之理。再如:贞观永徽间,颜师古、欧阳询、沈越宾住此坊(通化坊),颜即南朝旧族,欧沈又为江左士人,时人呼为吴儿坊[61]。此事在《御览》也有记载。颜、欧等人均为一时硕学之士,并无恶迹,这一俗称的来历可能只是对其籍贯的一种归纳,并无恶意。当然南北人的口音差距此时依然存在,不是也闹一些笑话出来。在此仅举一例,以说明。《太平广记》载(长孙玄同)其仓曹是吴人,言音多带其声,唤粉粥为粪粥。时肴馔毕陈,蒸炙俱下。仓曹曰:“何不先将粪粥来。”举坐咸笑之,玄同曰:“仓曹乃是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诸君何为笑也。”坐中复大笑。[62]

4宋代的吴儿

入宋以后,吴儿一词只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并且多是吴人、南方人的代称,已不再有调侃意味。如苏轼在诗词中多次用到吴儿一词:“空使吴儿怨不留,青山漫漫七闽路”[63]“吴儿鲙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64]“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65]“谁将射御教吴儿,长笑申公为夏姬”[66]“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觉吴儿哈”[67]“欲随楚客纫兰佩,谁信吴儿是木肠”[68]。但这些句子里的吴儿一词显然已没有任何贬义。检索《全宋词》里面也有多处用到吴儿一词,现举几例如下:龙头舴艋吴儿竞[69]、为向吴儿道,听我扣舷歌、[70]吴儿不怕蛟龙怒[71]、好是吴儿飞彩帜[72]、羡吴儿,呼吸湖光[73]、红旗会踏吴儿浪[74]、还看吴儿胥涛上,高出浪花几许[75]等。这些句子里的“吴儿”不但不是蔑称,多少还带有一点让人喜爱的感情色彩,这适好是“儿”作为虚词词尾第四阶段。

5、结语

如前所述,吴儿一词在魏晋南北朝是北方人对南方人的蔑称,隋平陈以后随着南方势力的崛起,这一词汇就不再出现在正史中。唐代前期该词尚有一定的调侃意味,但安史乱后不但不是一个贬义词,而且出现了“似木吴儿劲,如花越女姝”[76]的赞美之词。因此我们可以说,吴儿一词到晚唐五代之后就不再带有贬低的色彩,而褒义的色彩逐渐增加,宋代就不再有任何贬义色彩了。

这一词汇含义的变化轨迹,看是简单却折射出南北人士之间的互相认同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东汉以后南北分治,而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南北交流加强,南方人士不但被北方接受,而且逐渐占据优势的过程。既然北方接受了南方文化,南方经济也已和北方齐头并进,并有后来者居上之势头,其区域内之人民理当受到尊重而不是蔑视,故而吴儿一词的贬义色彩在唐代随着南北交流的深入而逐渐消减。

注释

[1] 《九家集注杜诗》卷十八,《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汉至五代。

[2] 杨善群:《吴国在西周至春秋前期的发展》,《学术月刊》1992年第3期。

[3]《史记》卷41,《越王句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751页。

[4]《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34页。

[5]《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59年,中华书局1962年,第1590页。

[6]《汉书》卷35,《吴王濞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903页。

[7] 王力:《汉语史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229页。

[8] 林霞:《南宋时期的词尾“儿”》,《语言研究》2002年特刊。

[9] 竺家宁:《中古汉语的“儿”后缀》,《中国语文》2005年4期。

[10]《北齐书》卷24,《杜弼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347页。

[11]《南史》卷80,《侯景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1996页。

[12]《晋书》卷94,《夏统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430页。

[13]《晋书》卷118,《姚兴载记》,第2996页。

[14]《北史》卷81,《李兴业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724页。

[15]《梁书》卷46,《胡僧佑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640页。

[16]《三国志》卷57,《虞翻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1320页。虽然孔融是以欣赏口吻称赞虞翻。但据原问仍可知当时人对江南的认识,仍以地理物产特异为特点。原文为: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

[17]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卷三 ,中华书局2006年,第136页。

[18]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卷二,第113页。

[19]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卷二,第112页。

[20] 葛洪著、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卷26,《讥惑篇》,中华书局1997年,下册第2页。

[21] 此点唐长孺先生有论述,参见《读抱朴子论南北学风的异同》,《唐长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第338-368页。

[22]《晋书》卷54,《陆机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80页。

[23]《魏书》卷96,《僭晋司马叡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3页。

[24] 张学锋:《菰菜莼羹鲈鱼脍与吴人的乡思》,载《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三联书店2013年,第7页。

[25]《晋书》卷92,《左思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77页。

[26] 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载《魏晋南北朝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82-83页。

[27] 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载《魏晋南北朝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第192页。

[28]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卷602,文部18著书下,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第2710-2711页。

[29]《汉书》卷64上,《朱买臣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792页。

[30] 徐震堮著:《世说新语校笺》,政事第三,中华书局1984年,第91页。

[31]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中华书局2002年,第60页。

[32] 范摅:《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见王宁:《云溪友议校注》,厦门大学2009届博士论文,第237页。

[33] 王定保:《唐摭言》卷7,中华书局1960年,第81页。

[34] (唐)郑綮撰:《开天传信记》,见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3-54页。

[35](唐)辛文房著,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六,白居易条,中华书局1990年第3册,第3页。

[36] (唐)孙光宪著、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卷7,中华书局2002年,第164页。

[37] 赵璘:《因话录》卷3,商部下,中华书局2002年,第86页。

[38] (唐)张鷟著,程毅中点校:《朝野佥载》卷4,中华书局1979年,第89页。

[39]《隋书•儒林传序》卷75,中华书局1972年,第1705页。

[40]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381页。

[41]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59-60页。

[42](唐)陶翰:《送惠上人还江东序》,见《文苑英华》卷七二〇,中华书局1966年,第3725页。

[43](唐)白居易:《马上作》,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152页。

[44]《旧唐书•贺知章传》卷190中,中华书局1975年,第5035页。

[45](唐)韦应物著,孙望编著:《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卷9,中华书局2002年,第424页。

[46]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第113页。

[47]赵璘:《因话录》卷5,徵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06页。

[48]《新唐书》卷198,并参阅《经籍志》。

[49]万献初:《经典释文研究综述》,《古籍整理学刊》2005年第1期。

[50](唐)张鷟著,程毅中点校:《朝野佥载》卷2,中华书局1979年,第49页。

[51]赵璘:《因话录》卷3,徵部下,中华书局2002年,第109页。

[52]《旧唐书•于頔》卷156,第4129页。

[53]《旧唐书•狄仁杰传》卷89,第2887页。

[54]《旧唐书•李德裕传》卷174,第4511页。

[55]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见《全唐诗》,第八册,卷261,中华书局1960年,第2013-2014页。

[56]孟浩然著,赵桂藩注:《孟浩然集注》卷7《送袁太尉豫章》,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3页。

[57] 张伟然:《唐人心目里的文化区域和地理意象》,载:李晓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71-384页。

[58]孟浩然著,赵桂藩注:《孟浩然集注》卷6《自洛至越》,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66页。

[59]皮日休:《吴中言情寄鲁望》,见《全唐诗》,第18册,卷261,中华书局1960年,第7078页。

[60]李昉:《太平广记》卷160,中华书局1961年,第1148页。

[61]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四通化坊,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67页。(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一八〇《居处部·宅》引韦述《两京记》曰:“通化方东南郧公殷开山宅,西北颜师古宅,又有欧阳询宅,时人谓之‘吴儿坊’。”中华书局1960年,第879页。

[62]李昉:《太平广记》卷249,中华书局1961年,第1928页。

[63](宋)苏轼著:(清)王文浩集注:《苏轼诗集》卷7,《送张职方吉甫赴闽漕六和寺中作》,中华书局1982年,第334页。

[64](宋)苏轼著:(清)王文浩集注:《苏轼诗集》卷8,《将之湖州戏赠莘老》,第396页。

[65](宋)苏轼著:(清)王文浩集注:《苏轼诗集》卷10,《八月十五看潮》,第485页。

[66](宋)苏轼著:(清)王文浩集注:《苏轼诗集》卷11,《戏书吴江三贤画像三首(范蠡)》,第564页。

[67](宋)苏轼著:(清)王文浩集注:《苏轼诗集》卷13,《惜花》,第625页。

[68](宋)苏轼著:(清)王文浩集注:《苏轼诗集》卷37,《次韵滕大夫三首·沉香石》,第1997页。

[69]张先:《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唐圭璋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第1册,第75页。

[70]李处全:《水调歌头·冒大风渡沙子》,《全宋词》第3册,第1729页。

[71] 辛弃疾:《摸鱼儿·观潮上叶丞相》,见邓广铭:《稼轩词编年校注》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4页。

[72]吴琚:《酹江月》,见《全宋词》第3册,第2205页。

[73]林正大:《括贺新凉》,见《全宋词》第3册,第1451页。

[74]刘克庄:《满江红·端午》,见《全宋词》第4册,第2617页。

[75]刘辰翁:《金缕曲·叠韵》,见《全宋词》第5册,第3245页。

[76] 元稹:《春分投简春分作》,见《元稹集》卷26,中华书局1982年,第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