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战车壁垒,中国侠客消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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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乎曰:

春秋战国的自由侠客,

成为魏晋隋唐的士族庙堂侠客,

宋朝以后,

又内化为个人精神侠客,

让我们可以活出一种古典的美感。

1

中国的侠客,似乎只能在金庸小说中看到,但是很久以前,侠客是活生生存在的。

他们没有降龙十八掌,也不懂独孤九剑,甚至有的人武功也不太出众。

但他们依然是侠客。

所谓侠客,不是逞匹夫之勇在街头斗殴,而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和道义。侠客以此为人生准则,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灭智氏。

智氏的土地和人口都被三家瓜分,所有人都在向新主宣誓效忠,晋国也名存实亡。

只有豫让要为智伯报仇。

他改名换姓以后在宫中的厕所服役,随身携带匕首,随时准备刺杀赵襄子,失败被抓也不否认:“我就是要杀你。”

赵襄子不忍心杀义士,当场释放。

后来,豫让吞炭成为哑巴,浑身刷漆变得妈都不认识,藏在赵襄子出门的必经之路,准备一击必杀。

结果赵襄子经过的时候,马受惊了:“肯定是豫让在这里,快搜。”

果然不出所料,豫让又被抓了。

接二连三的被人追杀,再强大的心脏也受不了,赵襄子决定杀掉豫让。知道此次必死,豫让也有最后的请求:

“明主不掩人之美,忠臣有死名之义,我认命了。但是在死之前,请你脱下衣服,让我刺击,就当已经报仇。”

赵襄子脱下衣服,交给豫让。

豫让拔剑狠狠一击,以示给智伯报仇,然后横剑自刎。他虽然是赵国的人民公敌,但依然获得赵国人民的尊重。

在现代人看来,豫让不是傻么?是游戏不好玩、还是室友有痔疮,为什么想不开去谋杀赵襄子呢?

可是豫让说: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智伯对我有知遇之恩,如果不能为他报仇的话,我愧对自己的良心。”

这就是一种精神。

君以知己待我,我也以知己回报,君以草寇待我,我则以仇寇回报。

当时的侠客都以这种精神为信念,不在乎荣辱,也不在乎财富地位,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他们的精神和身体都是自由的。

2

草莽之侠以道义为重,一旦许诺国事则死不回头。

荆轲居无定所,先后游历卫国、太原、邯郸等地,最后来到燕国,和玩音乐的高渐离成为朋友。

他们经常在路边摊喝酒。

一直喝到上头以后,高渐离击筑,荆轲放声高歌,吸引周围的人纷纷拍照发朋友圈。

后来,燕太子丹想做一件大事。

太子丹在赵国做过质子,秦王嬴政也在赵国生活多年,估计俩人做过邻居,而且关系极其不好。

如今嬴政已经贵为秦王,秦国又如日中天,无论私仇或者国恨,太子丹都必须行动起来。

既然国力不如人,只好派人行刺喽。

他找到名士田光商量,让田光推荐人选,正好田光和荆轲的关系好,就向太子丹说:“荆轲可以。”

于是,极其惨烈却感人的一幕发生了。

太子丹的行刺计划很隐秘,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荆轲同意之后,田光拔剑自刎而死。

荆轲入秦需要投名状。

恰好秦国将军樊於期流亡燕国,荆轲对他说:“太子丹对你好,你又和秦国有仇,不如把人头借给我,我帮你报仇,你也能报答太子。”

樊於期听完,也自刎而死。

樊於期的人头、燕国的地图、再加上少年秦舞阳,就是太子丹和荆轲刺秦的三件套。

那天,寒风呼啸,易水冷冽。

荆轲带着三件套一路西行,根本没有活着回来的打算。他要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也要为燕国谋出路。

草莽和庙堂已不分彼此。

电影《英雄》也是讲刺秦,但是故事很狗血,无数人把性命交给主角,他却被秦王的“天下一统”感动。

这就很扯淡。

“天下一统”是现代的观念,先秦人只认可自己的国家和恩人,根本没有天下的概念。

荆轲没有被秦王感动,秦王也没功夫凹造型。他一击不中之后,追着秦王绕柱子跑,直到秦王拔出长剑之后才扭转战局。

荆轲被砍了八剑,秦王毫发无伤。

知道任务已经不可能完成,他靠在柱子上,面露微笑对秦王说:“本来想生擒你,可你的剑太长了......”

其实哪有什么无敌刺客,只有无敌的信念。

我认同秦王嬴政统一天下的行动,也尊重荆轲为家国死难的勇气。

被人赏识就以死报之,国家危亡就捐躯赴死,这就是侠客。

豫让如此,荆轲亦如此。

3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人,和现代人的精神面貌如此不同?

这是有原因的,而且政治不正确。

那时的统治术极其简陋,官府的组织形式也很松散,各诸侯国并不能对人民进行强制管理,这就造成基层权力真空。

那里几乎是草莽之地。

稍微强有力者,就能打破官府脆弱的管理,实现真正的自由。

天地如此宽广,想去哪国随时就可以走,一怒杀人也有很多地方可以躲藏,侠客以天地为家,活的自由自在。

而只有自由的生活,才能养育自由的灵魂。

他们可以追逐财富,但有不在乎财富的资格,可以阿谀权贵,也有蔑视权贵的实力。

侠客可以自力更生,不必仰仗于老板赏赐,他们才能拍着胸脯说:“不管什么富豪和权贵,我就是看不起你,如何?”

这一点很重要。

一旦在身体上受制于人,精神也会变得猥琐,不再有藐视一切的勇气,只会为五斗米折腰。

社会和人生是一样的。

我们小时候可以看不起月入千万的人,但是成年后,不得不为几千块钱而仰人鼻息。

人到中年,谁的腰杆子都不硬。

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是中国社会的青春岁月,侠客的腰杆子很硬。

所以在基层权力真空的年代,诞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因为那时有盛产传奇的土壤。

自由宽松的环境,造就自由的身体,由此诞生了自由舒展的灵魂。

环境是水,侠客是鱼。

他们可以在列国间游走,随心所欲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而不必为生活的枷锁而唯唯诺诺。

水大鱼大。

4

基层权力真空,也需要另一种秩序。

人的世界不可能无序存在。

既然官府不能有效管理,那么民间就会逐渐填补真空,这是一种自然法则,无所谓野心和对错。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公子流行养门客,为了彰显宽广的胸怀,也为了吸引更多人加入门下,他们往往来者不拒。

齐国孟尝君号称有门客三千。

无论出身贵贱,孟尝君都会亲自与其交谈,问他家里有什么人、亲戚住在什么地方,屏风后面有人做记录。

随后,门客的家人就会收到豪华大礼包。

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遇到这么好的老板,是不是感动的眼泪汪汪?以后的工作,是不是会拼命去做?

慢慢的,孟尝君的实力越来越强大。

他的门客有齐国罪犯,也有其他诸侯宾客,彼时的孟尝君,跺跺脚都让人颤三颤。

在某种程度上,齐国的基层势力已经由他填补。

只要孟尝君把门客放出去,在齐国各地都能横行无阻,不论官府或者地头蛇,都要给过江猛龙让路。

战国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的府邸,不就是庙堂的武林门派么?

而四公子则是门派掌门。

他们的作风也颇有武林人士风采。

那年孟尝君路过赵国,平原君想请他吃饭,结果赵国人听说天王巨星来了,纷纷出门围观吃瓜。

当看到孟尝君之后,大家都笑了:

“原本以为是魁梧的精壮猛男,谁知道是五短三粗的武大郎,哈哈哈,笑死人了。”

孟尝君怒了,竟然敢揭短?随行的门客提刀而下,砍杀数百人,几乎屠灭一座县城。

现代人根本不可能理解。

但是在孟尝君的眼中,很好理解。自己是齐国的地下君主,操控着基层秩序的运转,又是王室公子,身兼庙堂和草莽,何须看人眼色。

自由环境的背后,是血腥野蛮的杀戮。

这是弱肉强食的原始森林,没有生存的秩序,也没有死亡的规则,能倚仗的只有实力和运气。

刘邦年轻时想拜入信陵君门下,结果没有如愿。后来登基称帝建立汉朝,还让五户人家给信陵君守墓,每年按时祭祀。

他本是游侠出身,不可避免的让汉朝沾染游侠气质。而汉初官府的统治力依然薄弱,造就汉朝的侠客之风盛行。

和刘邦同时代的,有一人叫朱家。

不知道此人是姓朱,还是名叫朱家,反正司马迁就是这么写的,这里以司马迁的原文为准。

此人的道德品质极其好,家无余财,也不喜欢美食和漂亮衣服,出门只乘坐牛车,相当于早已落伍的桑塔纳。

朱家惟一的爱好是施舍。

有人吃不饱饭,他去送点钱,有人犯事了,他找地方把人藏起来......做的事情和孟尝君没什么区别。

但是孟尝君有财有权,朱家什么都没有。

惟一的解释就是,他通过手段,收拢了当地的基层权力。大家都信服他,愿意出钱出力帮他办事,这样就成为牢固的地方势力。

朱家再以当地势力为基础,向中原扩张影响。

当影响力扩张到极致之后,财富、权力、地位都会滚滚而来,朱家要的是权力和地位,追随者则是谋利。

大侠客虽然没钱,但从来不愁钱。

自函谷关以东,没有人不希望和朱家做朋友......洛阳大侠剧孟家无余财,母亲去世时却有千乘车前来送葬。

他们追求的是掌控资源,这种追求和作为,与皇帝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大侠的自由意志,其实是时代红利,他们在官府触角达不到的地方,尽情跑马圈地。

那些传奇人物、性情故事、自由精神,都是时代红利的点缀。

长安有皇帝,名都有诸侯王,基层有侠客。

在统治术不发达时期,他们共同组成朝野的权力结构,都是历史进程之下的产物。

5

在历史的进程下,侠客可以暂时挖官府的墙角,可官府终究要把触角无限向下延伸,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些侠客,属于风口上的猪。

那些自由的意志、舒展的灵魂,终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东西,不可能无休无止的存在下去。

就像人总要慢慢长大,不可能永远活在年少轻狂的岁月。

侠客的终结史,从秦国开始。

秦国在商鞅变法后,统治术极大提升,历代君臣建立起严密的法律、复杂的组织,然后垄断资源,构建起恢弘的体制。

在秦国体制下,基层社会是格子状的。

任何强有力者,都不可能无限制突破社会壁垒,人们只能在规定的区域活动,一旦碰触红线就会受到严厉警告。

秦国给人民的出路只有两条:做吏或者从军。

这是两条主流出路,是可以出人头地的,其他做工、种田等出路只是支流,天花板很低,永远不可能做人上人。

而做吏或者从军的指向很明确,那就是进入体制。

秦国的国家机器垄断了所有资源,留在体制外的资源寥寥无几,已经不足以供养庞大的侠客群体。

想要实现人生价值,只有进入体制。

打个比喻吧。

秦国变法相当于重新修建池塘,并且安装大功率柴油发动机,把周围池塘的水全部吸引到新池塘中,鱼虾想要生存,必须改头换面。

而新池塘的话语权,属于朝廷。

这样的社会环境,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给侠客驰骋,他们仰仗的基层权力,也被官府逐步夺走。

没有进入新池塘的侠客,就像奄奄一息的鱼。

而没有自由的社会环境,侠客身上自由舒展的灵魂,也变得日渐局促,最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成为秦国大厦上的一颗螺丝钉。

既然资源在朝廷手中,那么所有人都在伸手向朝廷讨饭,所谓的尊严和傲骨,也逐渐消磨殆尽。

条理分明的秩序,把600万秦人分配到合适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做着自己的工作,其他的不要妄想。

所以秦国没有侠客,也没有文艺。

除了国力较弱的燕韩,其他四国皆有名闻天下的公子,而秦国没有,国民只认秦王。

那些忠义死节、爱曾分明的传奇故事,基本都发生在关东六国,唯独秦国没有发生。

这些不是偶然的。

没有自由的环境和舒展的灵魂,自然没有崇高的精神,那些高尚的情感、文化和艺术,也没有诞生的机会。

但是秦国的体制对于普通人来说,又是极大的保护。

孟尝君随便杀几百人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在秦国发生。只要敢拔刀,马上治私斗罪。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在秦国的体制内,儒和侠都是不被允许的,敢于冒头就立刻削平,一定要对资源严防死守,丝毫不能外泄。

侠客没有战斗力,体制才有战斗力。

6

不得不说,嬴政同志太生猛了。

那么多好东西,全部收到自己的囊中,连个招呼都不打......怪不得天下人都和他拼命呢。

经过楚汉战争的摧残,秦国恢弘的体制骤然崩塌,刘邦在废墟上重建的汉朝,根本没有实力恢复秦国对资源的掌控。

汉初江山只是沙滩上的城堡。

它足够庞大,也足够坚固,但也仅此而已了,它的地基并不牢靠,不得不和基层势力合作。

这又是侠客的风口。

除了朱家、剧孟、郭解,还有无数占地为王的大侠。他们说句话,门人就会不折不扣的执行,杀人犯法也在所不惜。

这又是汉初的武林门派。

他们倚仗武力收拢基层权力,并且以此为根本,某些时候甚至影响天下大势。

吴楚发动“七国之乱”时,周亚夫带兵平叛。他从长安出发一路奔赴洛阳,第一个寻找的就是大侠剧孟。

剧孟也热烈欢迎王师,表达了合作的态度。

从此以后周亚夫就放心了:“吴楚七国造反,居然没有拉拢剧孟,能成功才见鬼了。”

大侠的威力有多么强大,由此可见。

可不久以后,大侠就迎来命运的转折,因为王座上的人变成汉武帝,这是和秦王嬴政一样的大杀器。

汉朝最后一个有名的大侠是郭解,此人和前辈一样,艰苦朴素不爱钱,但是有无数人愿意为其效力。

汉武帝要把各地豪强都迁徙到茂陵,名单中有郭解的名字。他很冤枉:“我都没有存款,凭什么让我搬家啊。”

于是,他找到卫青帮忙求情。

汉武帝听卫青说完,哼哼冷笑:“一个平民百姓,居然能让大将军求情,说明此人不穷。”

是啊,一个平民百姓连县令都见不到,怎么能请到大将军卫青呢?

只有一个解释。

郭解没钱,但是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可以演化为权力。

对于可以和朝廷抗衡的人,汉武帝绝对不会手下留情,马上动用更大的权力让他搬家。

郭解搬家的时候,有很多人前来送行。

他们纷纷赠送路费盘缠,加起来总共有1000万钱......牛逼不?而且郭解走后,他的门人随手就把县官杀掉了。

只因为县官把郭老大写入搬家名单。

大汉帝国不允许这么牛逼的人存在,不久后,郭解的家族被全部砍死,从此以后,汉朝再也没有登上台面的大侠。

侠客的黄金年代彻底终结。

汉朝重新构建起恢弘的体制,把人民的生存空间再次压缩,大部分资源都被绑架到帝国的战车上,为南征北战而服务。

历史又回到原有的轨道。

7

但汉武帝的命运和秦始皇是一样的。

他们同样构建起垄断的体制,同样热衷于征服内外敌人,同样在死后不可避免地面临体制瓦解。

秦始皇死后发生8年战争。

汉武帝死后,豪强士族逐渐萌芽。

豪强士族的话题写过很多,这里就不展开说了,只说一句:豪强士族撕开垄断体制的口子,和大侠一样侵占基层权力。

这样一来,战国和汉初的侠客权力,转移到豪强士族的手中。他们的自由精神和道德信义,也转移到士族成员的身上。

归根结底,谁有权力谁自由。

当历史的进程走到此时,已经没有平民百姓什么事情了,豫让、荆轲的壮举也不可复制,世间只是曹植、王羲之的风流。

而豪强士族又有积极进入体制的意愿。

这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另一种现象:体制内也逐渐沾染了自由的精神、高尚的道德信义。

比如曹操。

少年时喜欢做侠客,经常打架偷新娘,长大后步入仕途,又把这种任性自由的精神带入官场,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曹操的人生,不就是任性杀人、又为国为民的侠客么?他以自己的精神气质,撑起建安风骨的半壁江山。

比如祖逖。

他少年时在家乡任侠使气,“永嘉南渡”时带着家族渡过长江,后来又组建军队,死在北伐的途中。

还有刘备、桓温、王猛、长孙无忌、李白......他们都有少年做侠客的经历,长大后又积极投身于家国大业。

侠客和士族合为一体,进入体制了。

我们经常说的“魏晋风度”、“盛唐风流”,也是这种历史进程之下的产物。

体制不再是硬邦邦的机器,反而加入很多柔性的人文情怀,变的可萝莉可御姐也可以霸道总裁,朝野再也不分彼此。

进入宋朝以后,中国历史出现分野。

由于士族门阀彻底消亡,朝廷的统治术再次提升,官府对资源的掌控也更加自如,留给体制外的资源更加稀少。

有识之士,均以进入体制为荣。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绝对社会主流。

但是由于自由空间的极度压缩,宋元明清的官员们,再也难以出现春秋战国、魏晋隋唐的侠客风骨。

清朝号称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它的统治术也是顶级杀器,把官员和人民压榨的干干净净,全体国民成为仰人鼻息的乞丐,想做奴才而不可得。

什么精神、什么气质,统统一边去吧。

而留在民间的强有力者,除非游走在生死边缘,否则很难打破社会壁垒,他们不再是侠客,也没有自由精神和舒展灵魂。

他们只是黑社会、小混混、泼皮无赖。

8

不知你们发现没有,只有在乱世,才会出现繁荣的文艺大发展。

帝国体制仿佛诺亚方舟。

它可以保证国民在太平岁月的安全,不至于被异族侵略,却又挤压着国民的精神生存空间。

在这个诺亚方舟里,批评时事是不可以的,以武力自雄也是不可以的,每个人都必须蹲守自己的位置。

一旦体制崩溃,长久的压抑就会释放。

那种春秋战国的自由环境又回来了,他们的精神得到舒展,又表现在文艺创作上,但代价就是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

话说回来。

由于世事变迁,追求外部自由已经没有可能,这是事实,我们一定要承认。

在一座座钢铁森林之中,冷漠的上司、沉重的压力、局促的生存空间,再也没有任何法外之地。

但是承认事实,不一定要放弃追求高贵和自由的权力......从宋朝文人起,就把外放的自由追求,转变为寻求精神层面的高贵。

那些春秋战国的自由侠客,演变为魏晋隋唐的士族庙堂侠客,在宋朝以后,逐渐内化为个人精神侠客。

没错,就是内化。

这种内化的精神,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借郭靖之口说出来:

“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大丈夫一生为国为民,方为真正的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者,皆为大侠。

侠客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剪短头发,穿起西装和高跟鞋,嘴里不时蹦出几个英文单词,早已脱离古老的生活轨迹。

但内化的侠客精神,让我们可以和侠客一样,活出一种古典的美感。

就像王家卫的电影,那些穿着西装、头发焗油的职场白领,也可以和诗人一样说出特别文艺的台词,却没有任何违和感。

世间已无侠客,但我们依旧可以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