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混浴王,清朝为什么要划清政治与社会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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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枢纽》第四章“第三轮历史大循环:古代平民社会”第三节“大陆普遍帝国及其绝唱”。

乾隆征服新疆后所设置的统治制度很值得关注。

东疆哈密吐鲁番一带,纳入帝国统治较早,并且汉族移民较多,所以在这里是以州县制进行统治。

北疆哈萨克与蒙古部落,率皆游牧,采取如同蒙部一样的札萨克盟旗制。

比较特殊而值得关注的是南疆大清在这里设置了伯克制进行统治。伯克是突厥称号,意为首领、头目,原为南疆旧有制度,现被改造为大清的官僚体制。南疆没有统一的伯克,而是各个地区的伯克直接向驻疆大臣负责。

在《回疆则例》中规定,南疆的贵族伯克(下限为四等伯克)以及忠诚的伯克的子孙,愿意的话可以蓄留发辫,四等以下的伯克则禁止蓄留发辫。对于汉族和回族来说,留辫子是个义务;对于维吾尔族来说,则成了恩赐的特权。这样,通过“发辫权”的赐予,帝国统治南疆所需依靠的中介性力量便被构造了出来。

大清也不承认维吾尔社会是个统一的伊斯兰共同体(乌玛)。

在南疆,允许阿訇仍然主持各种民事活动如婚丧嫁娶、遗产分配、调停民事纠纷等等,允许阿訇掌握文化教育事业,但是刑法和司法都不允许阿訇干预,新任阿訇由伯克推荐并担保,驻在大臣任命。

阿訇被禁止担任伯克,伯克也被禁止兼任阿訇,同时还禁止驻在大臣与阿訇有私人交往。而伯克是作为朝廷任命的行政官员,禁止阿訇、和卓干预行政,也剥夺了他们批评责难伯克的权利。伯克本身则被废除了世袭制,并实行回避制度。

这样一种治理结构,隐然符合了“政治世界”政治与伦理相分离的要求。

伯克及驻疆大臣等构成政治世界,政治问题不许阿訇置喙;反过来,社会则被交给了阿訇,关乎公法的法律问题都由政治世界来处理,但是更多的关乎私法的问题,则都交给了阿訇来处理,民间社会的基本秩序正是通过这些私法过程而建立起来的。阿訇虽被迫退出了政治,但也摆脱了建制化的束缚,反倒获得了匡正人心的更大空间。

各自蓄力发展了八百余年后,东亚帝国与西域重逢,西域果然开始逼问出帝国的政治性。这样一种政治性,是通过大清灭掉准噶尔汗国之后又迅即面对的大小和卓之乱而被激活出来的。平定此乱之际,大清发现了伊斯兰社会的棘手性,于是在西域的统治便形成了政教分离的安排,从“伦理-官僚世界”进入“政治世界”的大门被悄然打开了。

东疆地区也有非常有趣的例子。这里在州县制之外,还设置有几个回王。以哈密的回王府回王墓为例,其形制对此一“政治世界”是个极佳注脚。

哈密回王府是仿照北京皇宫修建的,整体格局是中原王府及园林的样式。王府小花园中,设有一个万寿宫,里面陈列着大清列祖列宗的画像及牌位,每年春秋两季,哈密回王及官员都会到这里祭祀;对他们来说,这是个政治行为,而非信仰行为,因此并不涉及伊斯兰教所禁止的偶像崇拜问题。

王府内还有三个风格各异的清真寺,回王及官员也会在这里认真地做礼拜,这属于信仰行为,与政治行为处在不同的意义空间里,并行不悖。

回王去世后,依照穆斯林的传统安葬,回王及其家人的坟墓,都笼罩在一个伊斯兰式的高大圆顶陵堂下面;有趣的是,在这个圆顶陵堂外面,还建有一座融合了满族特色的中原式陵堂,把伊斯兰式陵堂完全给罩了起来。

从外面来看,这就是个纯粹的中原式陵堂,进入到里面,则会看到完全的伊斯兰式墓葬。这里有着重要的帝国寓意,中原式外观,表达着政治世界的公共空间,象征着帝国的统一;伊斯兰式内里,则表达着回王家族的私人空间,象征着个体的信仰自主。

帝国的统一,通过儒家获得政治表达,但儒家在这里只有政治属性,不包含任何文化属性(儒家在中原地区则同时包含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帝国撑起了统一的政治空间,并要求着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则交给个体来自主抉择。

所有这些,都不啻是对帝国精神的巨大启示。“中国”的概念需要被抽象化,才能突破“伦理”对“中国”概念的限定,进入“政治世界”。

元朝脱脱的正统观,大清在西域的安排,都已经提供了对于中原的“伦理-官僚世界”的观念突破,“中国”开始被抽象化为超越于汉满蒙回藏诸区域性文明之上的纯政治性观念。【一键回顾大元脱脱的正统观➔解蔽中原史观第五期】

乾隆在为《(钦定)西域同文志》一书所作的序言当中写道:“今以汉语指天,则曰天,以国语指天,则曰阿卜喀,以蒙古语、准语指天,则曰腾格里,以西番语指天,则曰那木喀,以回语指天,则曰阿思满。……然仰首以望,昭昭之在上者,汉人以为天而敬之,回人以为阿思满而敬之,是即其大同也。实既同名,亦无不同焉。”乾隆的这样一种表达中,实际上已经暗含了这种抽象化的可能性。

可惜西域的力量此时还太弱小,并且这样一种安排也只在西域存在,仍未形成足够的刺激,使得大清从整个帝国的角度来意识到这一点。

乾隆没有脱脱那般简单粗暴,而西域的刺激力度又太容易被庞大的帝国吸收掉,在西域方面悄悄打开的大门又在懵懂中不知不觉地被关上了。

于是,乾隆的前述表达亦可解读为儒家的普遍理想对其世界想象的塑造,其思考帝国问题的基本认知框架并未因混一胡汉受到挑战,反而更加强化了。这也是在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时发生礼仪之争的深层原因。

中国要走出“伦理-官僚世界”继续迈进,仍然需要有新的实质性精神冲突来激活。这样一种实质性的冲突,里面一定包含着武力上的深刻冲突,否则其中的精神冲突很可能就像西域一样,轻易就被庞大帝国吸收掉了——马戛尔尼的处境也是一例。

这意味着,中华帝国作为东亚大陆的普遍秩序,发展到乾隆朝的阶段,就古代帝国而言,其所能实现的普遍性已经完备了,也走到了自己的尽头;而作为轴心文明的东亚精神世界,其精神现象学的进程,已经为西方所带来的血与火的冲击准备好了各种条件,以待从中浴火重生,实现自己的世界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