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革命派,孙中山与辛亥革命_大清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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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党领导人康有为,生于1858年,死于1927年。其弟子梁启超(1873-1929)也是保皇党的支持者。孙中山在南洋从事革命活动初期,新马两地人民的思想还是相当保守,多数支持保皇党,因此保皇党的势力相当强大。

“百日维新”失败后,1898年10月26日,康有为、梁启超仓猝逃走,并分别由宫崎寅藏和平山周护送至东京。孙中山认为彼此都为国事尽心,虽然方法不同,但目标却是一样的,准备前往慰问,建立友谊。但康有为以帝师自居,自称不便与革命党首领来往,托辞不见。两天后,孙中山委陈少白拜访康、梁,陈少白痛陈满清政府的腐败,非推翻改造不可。但康有为却认为清帝圣明,总有复辟的一天。结果是不欢而散。

梁启超

1899年3月2日,宫崎寅藏为了促成两党合作,奔走其间。但康有为自称有光绪皇帝的衣带诏而以勤王领袖自居,并无合作的诚意。梁启超开始也有合作的意思,但当孙中山前往会见时,他又借故谢绝。

1899年8月初,梁启超前来会见孙中山。孙中山是有气度的人,尽弃前嫌,和梁启超共商合并大计。经过讨论后,梁启超赞同两党合并,并推孙中山为会长,梁为副会长。会后,梁启超将讨论结果汇报给在新加坡逗留的康有为时,康有为非常生气,并派人携带款项到日本,促梁启超立刻赴檀香山办理“保皇党”的事务,不得延误。于是两党合作的计划告吹。

梁启超和孙中山在日本颇有往来,他的思想是徘徊在保皇和革命之间,对两党合作的事是相当赞成的。但由于他老师康有为的立场,使他的立场变得摇摆不定。1899年12月19日,梁启超赴檀香山之前,请孙中山写介绍信,介绍檀香山的朋友给他认识。孙中山不疑有他,写信给自己的哥哥和多位侨商,请他们支持梁启超。檀香山华侨接受到信后,对梁启超非常礼遇,并且捐出巨款。梁启超极力向华侨宣传,说“保皇党”和“革命党”原属同流,名称虽然不同,宗旨却是一样的。部分“兴中会”的会员竟然被迷惑,变成“保皇党”的会员。于是梁启超就在檀香山创立“保皇党”,并设立机关报《新中国报》,宣扬保皇思想。

1900年6月,康有为寄居新加坡友人邱菽园的家,宫崎寅藏因为和邱菽园是好友,便到新加坡来探望邱、康两位。谁知康有为怀疑宫崎受清廷指使,前来谋杀他。于是向新加坡英国殖民地政府报案,逮捕宫崎。孙中山知道后,急忙从西贡赶到新加坡营救。在孙中山新加坡友人的救援下,宫崎才获得释放,英国殖民地政府禁止他再入境。

1902年2月至7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达十万言的《新民说》,把满清的腐败昏庸归结为人民的愚昧。同年9月,康有为在同一家报纸发表《辩革命书》,攻击革命派。康有为指革命派一谈革命,就开口攻击满洲,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满清在中国已有两百多年,现在无端引用法国人、美国人的理论在国内搞内讧,对中国来说是一种祸患。“保皇党”的言论,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构成一种威胁。

1903年9月下旬,孙中山从日本到檀香山,“保皇党”机关报《新中国报》知道孙中山到来,便写文章诋毁革命党,同时还涉及孙中山个人的名誉。孙中山于是在《檀香新报》发表《敬告同乡书》,与“保皇党”论战。孙中山指出,“革命党”和“保皇党”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者,志在倒满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两者背道而驰。

“保皇党”以人心趋向革命,恐大势将去,为挽回颓势,便在《新中国报》撰写《敬告保皇会同志书》,大肆攻击,向“革命党”挑战。1903年12月下旬,孙中山发表《驳保皇报》,痛斥“保皇党”所言,似是而非。“保皇党”空言爱国,却不知道自己所爱的国家是清帝国还是中华国。

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抵达旧金山,当时旧金山关税翻译人员多为“保皇党”会员,多方阻挠孙中山上岸,并向旧金山移民局告密,说他是中国乱党。幸好,孙中山得到旧金山《中西日报》总理伍盘照和“洪门致公堂”的协助,才准入境。

“致公堂”的机关报《大同日报》主办人是“保皇党”成员,时常在报上排斥孙中山,引起“致公堂”领袖黄三德的不满,将他辞退。1904年5月,孙中山推荐刘成禺为主编,对《大同日报》进行改组,继续与“保皇党”论战,大受华侨欢迎,逐次将“保皇党”的势力扫出美国,革命言论也因此散播全美。

1906年夏天,“保皇党”筹备改组政党,将组织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得到满清权贵的支助。后因闹分裂,梁启超于是组织《政闻会》,社员约有两百人。1906年12月2日,“革命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举行周年纪念,孙中山演说“三民主义与中国之前途”,听众大为动容,纷纷捐款资助经费。后来,梁启超在“保皇党”机关报《新民丛报》对民生主义大事抨击。《民报》与他展开笔战共一年。保皇立宪之说日渐衰微。1907年10月17日梁启超等在东京举行成立仪式时,张继率领革命党员出席。当梁启超致词时提到朝廷下诏,实行君主立宪时,张继等人上前,将会议捣散。

1908年9月11日,“保皇党”与“革命党”在南洋展开论战。“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报》记者以“平实”的笔名,发表《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的文章,提出革命不能行于今日,以及革命足以瓜分中国的看法。孙中山也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新加坡《中兴日报》上发表《平实开口便错》一文,指出:“时势者,纯乎人事之变迁也;革命者,大圣人大英雄能为,常人亦能为”。9月12日,孙中山再发表《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一文,引土耳其、摩洛哥为证,指出革命决不致召瓜分。15日,接着发表《平实尚不认错》,驳斥“保皇党”的天命之说。

1895年到1900年之间,孙中山革命事业处于最艰难的时期。起义失败,有国归不得,国内革命根据地与活动空间尽失,而在海外宣传革命又无甚效果。孙中山说:“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黑暗无似,希望几绝。”1908年,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逝世,“保皇党”的理论也失去了市场,连本地最支持“保皇党”的富商邱菽园最后也屏弃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