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帝国,汉代推行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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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独存”,不是“独留”,而是“独尊”。

仅这一点,就很有意思。

事实上,董仲舒是否真的提出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值得探讨。

在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中,他提出的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而在《汉书-董仲舒传》中,班固评价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汉书-武帝纪》中,班固使用的词语则是“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至于名扬天下的《史记》,则压根没提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几个字。

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

好吧,因为与题目关系不大,我们暂且不去管它。我们需要着重搞清楚的是,汉武帝是不是真的搞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答案为,是的,但也不完全是。

独尊儒术,确实有,但罢黜百家,显然谈不上。

一个统一的大帝国,需要自上而下都能行得通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一点,秦始皇一统中国时便意识到了。但是,在统一思想这条路上,嬴政却走错了方向。秦朝统治阶段,国家大力推崇法家,又搞出了一幕焚书坑儒(其实坑的多是术士)的闹剧,极大刺激了士人的心。秦朝统一思想的过程,是强硬的,残酷的,甚至是暴虐的。

于是,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到了汉武帝时期,秦朝这一套,便不能再搞。由此,也便有了董仲舒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承蒙了古代先哲们的努力,古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不必拿宗教作为国家的统一思想。在统治者眼里,法家是统治手段,儒家用于承平盛世,道家则惯于在丧乱之后拿来休养生息。几套政治思维,有张有合,互补短缺,一向被后来的统治者杂用。古中国几乎不需要任何外来思想,便能四平八稳的治理国家。

宗教没能主导政治,是古中国在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先进性。

我们不能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的学术和思想禁锢,便否定其带来的正面意义。

现在,我们来看看汉武帝是怎么“罢黜百家”的,又是如何“独尊儒术”的。

汉武帝的统治时期,帝国的主要打击对象为:“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者。

在这五种打击对象里,申不害、商鞅、韩非,均是法家;苏秦、张仪,则是纵横家。

为什么宣扬此类思想的人会成为出头的椽子,被首先讨伐?

因为,法家是非常明确的统治思想,这柄武器,只能握在统治者手中,却决不能散落在民间;而纵横家,兴风作浪,摇鼓唇舌,是帝国祸乱的始作俑者。

在汉武帝眼中,一切有可能威胁到帝国统治的不安定因素,都需要掐死在摇篮里。

由此可见,所谓“罢黜百家”,其实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汉朝的统治阶段,道家思学并没有被禁止,法家思想则被汉武帝拿来大用特用。真正被罢黜的,只有纵横家,真正被禁止民间修习的,也只有法家。既然道家、法家、墨家几个重要思想并没有销声匿迹,那么,又何谈“罢黜”?

至于“独尊儒术”,当然有其道理。

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当然,法家也维护,但办法却不怎么光明正大。法家的手段,为势(绝对权威)、术(阴谋诡计)、法(严刑峻法)。将法家摆上台面的秦帝国,历二世而亡。

而儒家则要有人情味的多。儒家的道为王道,政为仁政,制为礼制,治为德治。这样的统治办法和意识形态,人民容易满足,士人也能接受。将儒学抬上国家政治层面之后,三纲五常也就产生了,帝国的核心价值观便由此确立。

“独尊儒术”的方法,便是垄断仕途。

首先,辞退研习诸子百家的博士,在皇帝的顾问团里,只保留五经博士;然后,动用国家力量,为博士招募弟子;最后,设立太学,公开考核儒家子弟。

这是一套非常见效的政策。研习儒学的子弟有着根深蒂固的“忠君爱国”思想,由他们来做帝国的官员,不仅兢兢业业,而且危险最小。

从此,帝国与儒生达成了协议。我将官职交给你,而你,则保证不会动用学识和资源来针对我。

儒家也确实做到了。在后来的时光里,士人参与的造反,屈指可数。赤眉、黄巾、白莲教、太平天国,都不是靠儒家思想,才将起义者凝聚在一起的。

至于汉武帝本人,哼,他才不是什么儒家呢!

他迷信巫术,修炼黄老之术,重用酷吏,这些行为都与儒家相去甚远。汉武帝真正推崇的,仍然是法家。在他的统治时期,仅仅因为严刑峻法而死掉的内阁高级官员,便有九位之多。被逼自杀者更是不计其数。他对内阁的控制,对经济的垄断,对豪强的打击,无一不在显现他的法家思维。

但是,这仍然不妨碍汉武帝摆出一副“仁义道德”的儒家嘴脸。

为什么?

因为儒家得人心,因为儒家比法家更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