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名称,罗马帝国与基督教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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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说:“百年修得同船渡”。罗马帝国和基督教这对西方文明的历史组合,在将近四百年的磕磕绊绊中走到一起,又在此后千年里共同经历兴衰:帝国从强大到分裂解体,直至承其衣钵者也湮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宗教则从神权的巅峰滑落,在两次大分裂后亦不复当年的神威。

一、帝权与教权的合流

以基督纪元计算的公元一世纪,在罗马帝国统治的耶路撒冷地区,基督教开始在底层民众中兴起、传播。由于基督教的一神论与罗马信奉的多神论相抵触,并对罗马帝国在当地统治的稳定性构成了冲击,罗马帝国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对基督教进行压制,其中最为重大者,被后来的教史统称为“十大迫害”。迫害中最早的一次,是罗马史上著名的暴君尼禄,为消除罗马大火的谣言,而以基督徒为替罪羊,进行大肆捕杀;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迫害,则是两百多年后,罗马史上著名的改革皇帝、自诩为朱庇特神的戴克里先,发布了禁止基督教的法令,宣布基督徒要么放弃信仰,要么将被处死。

面对残酷的环境,基督教不得已委曲求全,其内部也在发生着蜕变。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上层人士接受并信奉了基督教,利用一切机会尽力争取罗马帝国政府的承认和保护;另一方面,教徒中的代表人物也在对教义的阐述中、传道的宣讲中努力迎合罗马帝国的统治者,比如,只把耶稣描绘成上帝的使者而不是神,称赞罗马皇帝是民众的领袖,并祈求上帝使罗马皇帝执政掌权充满智慧。

宗教需要帝国来保护自己,帝国需要宗教来笼络人心。既然需要是相互的,罗马帝国终究还是接纳了基督教。公元313年,帝国颁布了《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合法的;325年,在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亲自召集下,召开了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会议—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确定了基督教的很多基本教义,比如“耶稣与上帝同质”,从而奠定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基本教义;337年,去世前的君士坦丁一世接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又过了半个多世纪,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并反对一切异教异端,连罗马原本所信仰的多神教神庙也被关闭了。基督教终于在罗马帝国成功上位,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终于和新兴的基督教的宗教文化走向融合。

二、帝国的分裂

历史上的所有帝国都躲不过“盛极必衰”的命运。对基督教“欲拒还休”的接纳,事实上也反映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罗马人不得不依靠这一源自犹太民族而不是罗马传统的宗教来统治帝国。

地中海已经成为帝国的内湖,随着摊子铺的越来越大,帝国治理危机日益显现:帝国内部,财政日渐艰难,无法承受统治阶层穷奢极侈的生活和开疆拓土的战争,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矛盾日益尖锐,统治阶层内部权力分配与运行的机制开始失衡,庞大的帝国产生了分裂的离心力;帝国外部,在辽阔的边疆上,被罗马人视作蛮族的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匈人、高卢人、波斯人、帕提亚人、阿拉伯人,从四面八方向帝国涌来,战斗在帝国的疆域外、疆域内此起彼伏。罗马帝国面临内忧外患。

军队的影响力和权力,在无休无止的战争中愈加膨胀。原来帝国的皇帝由元老院推荐产生,到后来,军队则取代了元老院的角色。一个个傀儡被军队推上皇位,又一个个人头落地,被下一个傀儡取代。

在中央政权一片混乱中,强人横空出世,出身于近卫军军官的“改革者”戴克里先登上帝位。他凭借掌握在手的军事力量和高超的政治手腕稳定了政局,着手对帝国的军事、经济、行政进行改革,以适应帝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其中对罗马帝国未来发展趋势深有影响的一项措施是,他在帝国的东、西部各自设置了一位“正帝”和一位“副帝”来领导庞大而显疲态的帝国,自己居于东部并在“四帝共治制”中处于首位。

在戴克里先之后,曾有两位皇帝实现过对东、西罗马的统一:一位是接受了基督教洗礼的君士坦丁一世,他修筑了屹立千年的君士坦丁堡,被称作“君士坦丁大帝”;另一位是将基督教捧为国教的狄奥多西一世,在他去世的395年,罗马帝国再度分裂,形成以罗马为中心的西罗马帝国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魏裂东西”,说的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帝国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并先后被北齐和北周取代,但最后仍统一于中原王朝。对照来看,罗马帝国此次分裂后,再也没有重新统一过,帝国的两个部分在政治、文化、宗教的分歧上越走越远、分崩离散。罗马帝国的分裂,也使欧洲失去了“统一”的基因,罗马之后,欧洲再也没有出现过大一统的帝国或国家。

三、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蛮族崛起

西罗马帝国没能坚持太久,它身处的环境最为险恶。一只蝴蝶翅膀的扇动,可以引起大洋上的一场风暴。在公元五世纪的历史中,就有这样的一场风暴发生在欧洲的大地上,风暴过后,西罗马帝国消失。这场风暴的源头,远在辽阔的欧亚大陆深处的草原上。

一个被称作“匈人”的草原游牧部落,由于某种原因向西迁徙而来。他们勇猛善战,所向披靡,逼迫着原本居于罗马帝国北部边境莱茵河、多瑙河流域的蛮族只能继续向西进入了罗马帝国的疆域。在与罗马帝国长期的对抗和接触中,蛮族日耳曼人逐渐接受了基督教,并且所属部落纷纷与罗马帝国结盟,作为帝国的同盟者为帝国守卫边疆。现在,在匈人的驱赶下,他们形成了对西罗马帝国的第一波冲击。

兵锋所向,直指罗马。西哥特人是日耳曼人中的一支,本身就受到了帝国的重重压迫,与罗马矛盾重重。西哥特人两度围困罗马城,迫使西罗马帝国缴纳巨额赎金。最后,他们也没有放过罗马城,在第三次围城后攻陷城池,劫掠之后,山河破碎。在此过程中,西罗马帝国不断收缩防线,罗马人退出了不列颠,放弃了曾被凯撒征服的高卢行省—凯撒曾以这一功勋执笔写下了《高卢战记》。在西罗马帝国遗弃的土地上,西哥特人建立起了自己的王国。

匈人随之而来。被欧洲人恐怖的称作“上帝之鞭”的阿提拉,率领部族战士自东向西横扫过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最终攻陷了西罗马帝国皇帝所在的拉文纳。幸运的是,面对共同的敌人,日耳曼人和帝国再次联合起来。西罗马帝国名将—被称作“最后的罗马人”的埃提乌斯,联合西哥特王国以及其他日耳曼人击退了匈人大军,阿提拉也在不久后死去。这是一场共同信奉基督教的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与不信奉基督教的匈人之间的一场大战,联军的胜利被视作欧洲民族第一次聚集在基督教旗下而对异族异教者的一场重大胜利。同时,这样的胜利也表明,西罗马帝国已经不可能再独自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战争的胜利了,它的军队主要由蛮族雇佣兵构成,而且也必然的由出身蛮族的将领统率,埃提乌斯已是罗马人最后的杰出统帅。西罗马帝国,这个存在于意大利本土、拉丁文化发源地的帝国,正在日渐蛮族化。

帝国虽然幸运的赢得了一场战争,却没有赢得未来。不幸的是,挽救帝国的良将和功臣埃提乌斯却遭权臣诬告谋反,被多疑的皇帝谋杀在皇宫之内。这一幕像极了中国古代历史中,战国末期的赵国冤杀李牧,明朝末期的崇祯冤杀袁崇焕,可谓自毁长城。于是,权臣继而杀掉皇帝篡位自立,西罗马帝国再度陷于混乱中。此时,来自北非的汪达尔人联合匈人趁乱入侵,罗马城再次被攻陷,阴谋者被杀,城市再度被洗劫一空。

至此,西罗马帝国已是苟延残喘。帝国的实权掌握在蛮族将领手中,皇帝废立操于一手。公元476年,日耳曼人将领奥多亚克废黜了最后一任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就此灭亡。由此,西欧历史进入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在接下来的一千年中,昔日的蛮族形成了诸多现代欧洲国家的原型,罗马城中的神权几乎统治着这里的一切。

四、日耳曼人的“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第一次大分裂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入侵的日耳曼人成了帝国故土的占领者。在这片土地上,日耳曼人先后建立了多个王国,几百年间你征我讨。

其中,属于日耳曼人一支的法兰克人占领了高卢地区,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在整军备战、积极扩充的同时,法兰克人皈依了基督教,他们甚至还成功阻击了当时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向西欧的扩张,从而被视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拯救者。由此,法兰克人得到了罗马教会的支持。

公元754年,罗马教宗亲自为以宫相身份篡位的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涂油,以膏礼确认其王位的正统性。而丕平则投桃报李,亲自率军进兵意大利,征服了由另一支日耳曼人所建立的伦巴第王国,并将拉文纳等罗马周边地区献给了罗马教会,从而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史称“丕平献土”。待到公元800年,罗马教宗利奥三世在罗马为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承认查理曼帝国为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又过了数十年,查理曼大帝逝世后,他的三个孙子分裂了这一庞大帝国,分别形成了东、中、西三个法兰克王国,大体上各自占有后来的德意志、意大利、法兰西各地。公元962年,东法兰克王国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被罗马教宗约翰十二世加冕为罗马帝国皇帝,认可其为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公元十二世纪,“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又在帝国名称前加上了“神圣”二字。这一“神圣罗马帝国”—后世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念念不忘的“德意志第一帝国”,存在了将近千年之久。

法兰克人与罗马教会的“互动”,造成了两个重大的历史后果:一是国王的登基要得到教会的认可,否则就不具有“合法性”、“正统性”,教权开始凌驾于欧洲国王们的君权之上;二是东、西部两个主要教会决裂,基督教发生了第一次大分裂。

罗马教会在基督教各教会中原本被认可拥有首席地位,但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失去了实力支撑的罗马教会,却在面对得到东罗马帝国支持的君士坦丁堡教会时,陷入实力不如人、“低人一等”的尴尬局面,甚至不得不接受其摆布。在得到了法兰克世俗权力支持之后,罗马教会重新变得强大起来,逐步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局面。

东、西部两个教会在地理上相隔甚远,在教义、权力以及分属的希腊-拜占庭文化和拉丁-日耳曼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分歧。经过了前后几百年的纠葛,到了公元1054年,事情终于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身处两地的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分别开除了对方的教籍,基督教由此正式分裂为罗马公教(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东正教),各自形成自己的一套传承体系。

五、东罗马帝国的存亡和俄罗斯的“法统”

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东罗马帝国曾派兵援助,但因自身也面临周边民族的攻击而无法竭尽全力。在一次援助西罗马帝国的重大战役失败后,损兵折将的东罗马帝国再也无力施救,只好看着西罗马帝国在蛮族的欺凌下凋落。

得益于君士坦丁一世在希腊古城拜占庭基础上修筑的“新罗马” —君士坦丁堡,以及历代皇帝对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强,东罗马帝国得以凭此为中心四面攻伐,或退而求其次,守住帝国命脉。在帝国存续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他们曾经抵抗住了东面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冲击,保卫罗马文明和基督教在东方的领地;他们曾经击败了北面的斯拉夫人,并使俄罗斯的先人罗斯人皈依了东正教;他们曾经收复了北非、意大利、直布罗陀等前罗马帝国的部分属地,一度让地中海再次成为帝国的内湖;他们也曾创下了辉煌的文化,在宗教、艺术、科学等方面繁荣发展;他们曾出现过查士丁尼大帝这样伟大的君主,他下令编纂的法典不仅是罗马法的集大成者,而且成为后世欧美法系的渊薮。东罗马帝国的文治武功盛极一时,拜占庭文化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并将其发扬光大。

东罗马帝国的灭亡,源于其受到东、西方两个方向的夹击:一个是东方穆斯林民族对帝国的进攻,他们占据了耶路撒冷等中东地区,并渐渐攻入帝国核心区域所在的小亚细亚半岛;另一个则是继承了西罗马帝国、与自己同属基督教信徒的同胞—罗马教廷与西欧封建主们,所发动的十字军东征。

前后十次、延续近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其最初口号本是援助同根同源的东罗马帝国,收复基督徒心目中的“圣地”耶路撒冷。但聚集在宗教旗帜下的多是野心家和失意者,妄图在遥远的东方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财富,貌似神圣的宗教信仰不过成为他们掩人耳目的幌子。而且东、西教廷之间的分裂状态,也让君士坦丁堡对罗马发动十字军的真实目的心怀疑虑。

果然,十字军东征很快就暴露了实质。在第三次东征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就企图征服东罗马帝国,可惜自己在渡河时意外溺水而亡。在接下来的第四次东征中,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十字军竟然充当了威尼斯人的雇佣军,为了威尼斯人的地中海商业贸易权而对东罗马帝国大打出手,甚至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进行大肆劫掠,并陆续在帝国领土上建立起多个十字军的小国家。这严重的削弱了东罗马帝国的力量,虽然帝国也曾恢复了对君士坦丁堡的统治,但逐渐只能困守一隅。

在十字军东征结束一百多年后,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再次被攻陷。这次占领它的,是来自东面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东罗马帝国的最后堡垒被奥斯曼帝国夺取,从而彻底灭亡,罗马帝国最后的血脉消失在历史的轨迹上。与此同时,欧洲的大门被奥斯曼的军队敲开,伊斯兰教徒们涌进了基督徒的世界,这是又一场新的战争。

就像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被日耳曼人拾起了衣钵,东罗马帝国灭亡后则被属于斯拉夫人的罗斯人“认祖归宗”。日耳曼人服从于罗马教会,罗斯人则早早从东罗马帝国那里接受了东正教。公元1472年,罗斯人建立的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伊凡三世迎娶了东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娅,宣称其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正统。1547年,大公伊凡四世由东正教大主教为其加冕称帝,成为俄国的第一位“凯撒”—沙皇,并以“第三罗马”自居。1721年,沙皇彼得一世接受“全俄罗斯皇帝”头衔,沙皇俄国改称俄罗斯帝国。

为了时刻提醒世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无论是日耳曼人的神圣罗马帝国,还是斯拉夫人的俄罗斯帝国,都先后将东罗马帝国使用过的双头鹰标志作为本国的徽记。而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由于君士坦丁堡已经伊斯兰化,所以世界形成了天主教的罗马和东正教的莫斯科两个基督教中心。

六、基督教的第二次大分裂

在历史阶段的划分上,东罗马帝国的灭亡被视为欧洲漫长中世纪的结束。

随着东罗马帝国的衰落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步步紧逼,为数众多的东罗马帝国学者携带着大批古希腊、罗马的艺术精品和经史典籍前往西欧避难。受此影响,在东罗马帝国灭亡前,以“使古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再生”为特征的文艺复兴运动,就已经在意大利的各个城邦里发端,并向西欧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人文主义的新风吹过,中世纪欧洲愚昧、压抑的乌云开始散去,艺术、科学、哲学纷纷显露光彩,“人性”取代“神性”、“人权”超越“神权”正在成为可能。

文艺复兴运动之所以显示出巨大的力量,还在于西欧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城市工商业发展推动了经济繁荣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生,新航路的开辟启示了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同时教会的腐败、残酷引起人们怨愤,封建君主们也希望扩大自己的权威而不是永远匍匐在罗马教廷之下。

在此情势下,教会内部出现了改革的呼声。宗教改革影响较大的有三条主线:一是在罗马教廷“钦定”的神圣罗马帝国,这是受罗马剥削比较沉重的地区。先是约翰·胡司因批评教会、提出改革意见而被教会判处为异端烧死,从而引发了胡司党人领导的捷克农民战争;然后是马丁·路德公开贴出反对教会出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提出“因信称义”等信条,主张教徒是因为信仰而获得救赎,任何一个教徒都可以因信仰而与上帝直接沟通,从而建立了新教派“信义宗”,影响极大。二是加尔文在日内瓦领导的宗教改革。他创立了“归正宗”,与路德具有很多相同的主张,同时废除了主教制,提出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把虔诚的信仰和完善的美德作为义务,提倡节俭,反对奢侈,鼓励创造财富,从而被清教徒奉为圭臬。三是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成为自成一体的英国国教“安立甘宗”,由国王任命大主教。这实际反映了英国君权对于罗马教廷神权的反抗和颠覆。由于英国教会保留了大量罗马天主教的仪式、教义等内容,引起了清教徒的不满,但英国君主并不支持清教徒彻底改革的要求,反而对其进行迫害。这导致大量英国清教徒流亡北美殖民地,把这片新大陆视作他们这些“上帝选民”的“应许之地”,从而对以后美国的建立、美利坚民族的刻画、美国宗教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很多人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看作是携手同行的,但也有人评价二者是“同流而异途”,甚至宗教改革最终毁掉了文艺复兴。实际上,宗教改革确实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温情脉脉,基督徒们相互杀戮而没有悲天悯人的善意,不只是天主教徒迫害新教徒,在新教徒得势的地方,他们也在迫害天主教徒。宗教的偏执与不宽容,根本上与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精神内核南辕北辙。而由于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于德意志,这让日耳曼人在入侵罗马帝国之后,又一次背负了破坏人类文明的恶名。德意志人尼采有一句名言:德意志所到之处,就败坏那里的文明。这位喊出“上帝已死”的惊世骇俗口号、主张对基督教传统价值进行彻底批判而重建新价值的西方现代哲学开创者,如果能够多活几十年的话,他一定会为自己对德意志的批判而更加笃信不疑。

由此,在经过了教义争辩、宗教迫害、暗杀与战争、血与火洗礼之后,在基督教第一次大分裂的数百年后,罗马公教继续分裂,基督教世界自此形成了天主教、新教、东正教三大流派。

这里面比较特殊的是新教。与天主教、东正教遵循正统教义且有十分清晰的传习体系不同,新教实质上是一个泛称,不成为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教会。新教派别林立,互不统协,对教义的阐释多有各自发挥之处。发展到后来,往往一个“得道”的新教牧师凭借自己的声望和讲道中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能召集一票人马,建立起一个新的教派来。新教虽然活跃,不免暗藏危机。

七、尾声

东正教躲过了宗教的进一步分裂,但也促使俄罗斯帝国错过了思想解放之机。帝国显得保守、顽固,与西欧科学文明进步的距离进一步拉大。俄罗斯,这个生于欧洲东北部寒冷、孤寂之地的帝国,希望借助与东罗马帝国连上关系来为自己正名,好与西边的君主们平起平坐。这种心态像极了中国春秋时期的楚国,不甘于被中原诸国视为南蛮而自称“楚王”,誓与周王室旗鼓相当。俄罗斯帝国,终结于公元1917年发生的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怀揣着对东罗马帝国荣耀与梦想的憧憬,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俄罗斯仍在与西欧的关系中纠缠不休,作为欧洲国家却不被欧洲所接纳。俄罗斯是骄傲的,俄罗斯也是孤独和忧伤的,就像普希金所说“上帝像我们俄罗斯一样忧伤”,而普京则感慨直言“俄罗斯没有朋友”。

在欧洲的那一边,经过宗教改革的神圣罗马帝国仍旧是一片散沙。德意志只是个地理名词,这片土地上大小邦国林立,皇帝靠着七个拥有“选帝侯”资格的邦国选举产生,皇权被严重削弱,政治涣散不强,所谓的德意志民族也只停留在想象里。伏尔泰对此有过恰如其分的评价: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公元1806年,这个不像帝国的帝国,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勒令下,由拥有皇帝称号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放弃帝号,宣布了帝国的寿终正寝。帝国虽已覆灭,德意志人继续在为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统一不懈努力。这个民族看似具有深沉的智慧和严苛的理性:他们曾仰望星空,敬畏永恒的道德律;他们曾探究历史,遵循绝对精神的辩证法。但他们也曾怀疑世界,落入因果必然的宿命论。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满怀悲凉和焦虑。他们渴望去改变,他们将用全民族的希望、决心和生命,去迎接俾斯麦所说的不可避免的要用铁和血来解决的当代重大问题,哪怕这将是血雨刀光的一段路程。

帝国远去,荣耀已逝。

信念犹在,蒙昧渐失。

历史是不朽的,

历史也是演进的。

回头看,过去是英雄的史诗。

向前望,将来是庶民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