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垢与帝国,西方文化概论_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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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古希腊罗马文化

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摇篮,而希腊神话与传说则构成了希腊文化的原始形态和精神原型。希腊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文化(爱琴文明)、希腊城邦时代的文化、希腊化时代的文化,这三个阶段分别表现了希腊文化的发生、兴盛和衰落。但是纵观整个希腊文化,都体现了一种和谐之美的特点,其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文化形式深受神话传说的影响,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稍后崛起的罗马文化把希腊文化的和谐之美推向了功利主义或者物质主义的极端,在罗马共和国时期,这种功利主义与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联系在一起;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功利主义就逐渐蜕变为骄奢淫逸的纵欲主义了。

 

第一节:爱琴文明与希腊神话传说

克里特-迈锡尼时代(以及随后出现的“黑暗时代”)的文化以神话传说的形式为后来的希腊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熟悉古代希腊世界(爱琴海周边世界和东地中海)的地域范围,从空间关系上弄清楚爱琴文明与古代埃及文明、西亚文明(巴比伦等)之间的文化联系,以及北方游牧民族与爱琴海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阿卡亚人、多利亚人等北方游牧民族对爱琴海世界的大入侵),这样才能梳理清楚克里特-迈锡尼-希腊城邦之间的文化传承脉络,了解希腊神话传说的源流关系。除了19世纪下半叶以来大量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之外,赫西俄德的《神谱》、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纪》,以及一些佚名诗人汇聚而成的“系统叙事诗”,共同构成了关于克里特-迈锡尼文化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它们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二节:希腊城邦文化

希腊城邦时代的文化代表着希腊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创造了辉煌的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成就和古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希腊一般城邦在其早期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都经历了从君主制到僭主制、再到民主制的演化模式,但是也有一些城邦确立了寡头政治。寡头制的斯巴达和民主制的雅典代表了希腊城邦时代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类型,而雅典文化则成为希腊城邦文化的楷模。在希腊城邦时代的文化中,宗教或神话传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德尔斐神庙、奥林匹亚竞技会、酒神节等重要的文化场所和文化活动都与崇拜神明相关。对于一般希腊人而言,凡人、英雄与神明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线,因此希腊宗教和文化表现了一种神人同形同性与灵肉和谐的天真之美。这种体现为和谐之美的希腊文化精神,在日益成熟的悲剧中,逐渐超越了神话传说的感性直观特点,揭示出某种普遍的客观力量――“命运”,并且在更加深刻的希腊哲学和科学中抽象为普遍性的“逻各斯”或自然法则。然而另一方面,随着希腊城邦制度的衰落和马其顿统一运动的开展,城邦时代的文化精神也开始蜕变,浑雄壮丽的悲剧精神逐渐被轻浮调侃的喜剧精神所取代,气势恢弘的宗教情怀和英雄理想也日益蜕变为心胸狭隘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于是,城邦时代的文化就过渡到希腊化时代的文化。

 

第三节:城邦文化的衰落与希腊化时代

希腊化时代从表面上看是希腊文化在地域上的扩展,实质上却是希腊文化精神走向衰颓的阶段。在希波战争发生之前,希腊城邦制度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分离主义和自由主义;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受到了波斯帝国主义的感染,斯巴达和雅典这两大城邦之间爆发了争夺霸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受斯巴达和雅典的影响,希腊各城邦也纷纷放弃分离主义和自由主义原则而陷入了鹬蚌相争的混战中,从而为马其顿最终统一希腊创造了条件。希腊化时代是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而开始的,当亚历山大用武力征服了亚洲和北非的大片疆域时,他也把希腊的文化推广到了东方。但是在希腊化的表象下面,东方文化也反向地传播到了希腊,于是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彼岸性的神秘宗教等东方文化的产物就开始腐蚀希腊人的心灵,使得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陷入了一种低吟浅唱、醉生梦死的颓靡之中,最终在公元前2-1世纪被强悍的罗马人所征服。

 

第四节:罗马帝国的兴衰

继希腊文化而崛起的罗马文化在历史上经历了王政、共和国和帝国三个阶段。王政时期的历史与神话传说相混杂,但是已经表现出罗马人勇武残暴的性格特征。共和国时期是罗马国家迅猛发展的时期,在数百年的时间里,罗马人通过一系列对外战争,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超级帝国。激励罗马人迅猛扩张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功利主义(它在共和国时期表现为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此外,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罗马军团也是罗马人所向披靡的重要原因。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平民与贵族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使得罗马人开始陷入内战,并且导致了骑士阶层的崛起。在经历了个人独裁和前、后“三头同盟”的政治动荡之后,罗马共和国逐渐转化为罗马帝国。与共和国时期朝气蓬勃的发展态势相反,帝国时期是罗马人在殖民地的巨大财富和纵欲主义生活方式的腐蚀下日益堕落的时期,罗马公民们像希腊化晚期的希腊人一样不再对祖国感兴趣,由外族人和奴隶组成的雇佣军则控制了帝国的命运。公元5世纪,耗尽精气的罗马帝国终于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土崩瓦解。

 

第五节:罗马文化的特征

与希腊人相比,罗马人显得愚钝而粗野,但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英雄主义却充满了激扬人心的阳刚之气和悲壮精神。罗马人为了国家利益和个人荣誉不惜舍身捐躯,演绎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成为后世具有浪漫情怀的政治家和军人们效法的楷模。但是罗马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却显得毫无情调,功利主义构成了罗马文化的基本特征,宗教信仰和科学技术都具有唯利是图的特点,而文学、艺术、哲学等“无用之物”最初都遭到罗马人的轻蔑,只是到了共和国晚期才由于模仿希腊文化而受到推崇。在罗马文化中,最能够反映罗马精神的东西就是法律,罗马法是罗马人对西方文化的杰出贡献,它的根源就是罗马这个不可伸缩的强制社会中的严明纪律以及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责权关系。如果说悲歌慷慨的英雄主义构成了罗马共和国的基本格调,那么骄奢淫逸的纵欲主义则构成了罗马帝国的主旋律,在东方-希腊式的享乐主义的侵蚀下,帝国时期的罗马人将恣肆睢戾的物欲主义推向了极端,并且最终以自我否定的方式为基督教的空灵幽邃的唯灵主义提供了历史背景。 

 

第二章:中世纪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最初脱胎于犹太教,在向外邦人传播的过程中,基督教广泛吸收了希腊文化的思想成分,在罗马帝国的逆境中艰难地发展壮大起来,并且通过对日耳曼蛮族的教化而成为中世纪欧洲绝对性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在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罗马天主教会拥有决定人们灵魂能否进入天国的精神特权,它通过与世俗王权的长期较量,终于在中世纪中期以后全面控制了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基督教的本质精神是超越的唯灵主义,教会的天职是引导灵魂进入天国,但是随着罗马教会越来越深地陷入世俗权力之争中,基督教的本质精神与罗马教会的实践活动之间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等近代的文化变革运动。

 

第一节:基督教的早期发展

希伯来文化的犹太教构成了基督教的母体,但是基督教却是在希腊罗马世界中发展起来的。在摆脱希伯来文化环境而向外邦人传教的过程中,基督教以信仰和道德取代了犹太教的律法和祭祀,并且从希腊哲学尤其是柏拉图主义中吸取了重要的思想来源,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着艰深的神学理论和严密的教会组织的普世性宗教。基督教最初在罗马帝国的发展历程是一部充满了血与泪的苦难史,经过二、三百年的艰难发展,基督教终于在公元4世纪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甚至国教。但是基督教社会地位的改变并没有消除基督教与希腊罗马异教文化之间的巨大抵牾,因此随着基督教境遇的改变,一场旨在于与邪恶的异教文化一刀两断的修道运动就应运而生,从而把基督教的唯灵主义理想推向了禁欲主义的极端。基督教与希腊罗马异教文化之间的潜在矛盾由于日耳曼蛮族的大入侵而得到了根本的解决,蛮族大入侵摧毁了西罗马帝国,把古典文化夷为废墟。基督教则在一片蛮荒的文化背景下开始了对日耳曼蛮族的文明教化活动,使得广大的蛮族在皈依基督教信仰的过程中踏入了漫长的封建时代。

 

第二节:基督教与西欧封建社会

蛮族大入侵摧毁了统一的西罗马帝国,在西欧的土地上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封建王国和骑士领地。分崩离析的政治格局使得基督教的精神统治得以高高地凌驾于整个西欧封建社会之上,罗马天主教会通过拥有决定灵魂最终归宿的精神特权而获得了大量的土地财产,修道院成为欧洲最大的庄园主。在政治生活方面,由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西欧封建社会的建立,东欧(东罗马帝国)逐渐与西欧相隔绝,希腊文化(东罗马帝国)与拉丁文化(西罗马帝国)之间的矛盾被拉丁文化(罗马天主教会)与日耳曼文化(世俗王权)之间的矛盾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以罗马天主教会为一方、以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或者法兰西等封建王国为另一方的教俗之争就构成了贯穿整个中世纪西欧历史的一条主线。除了相互之间的明争暗斗之外,教俗双方也曾一度联手共同发动了对东方伊斯兰教世界的十字军东征。这场打着神圣旗号的野蛮杀戮和劫掠活动,不仅表现了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蒙昧、虚假和不宽容,而且也极大地加深了东方伊斯兰教世界与西欧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仇隙。

 

第三节:中世纪西欧社会的文化概况

在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基督教成为排他性的唯一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基督教的基本信念如上帝创世、亚当堕落(原罪)、耶稣救赎、末日审判、灵魂不死等深入人心,信徒们对于光明纯洁的天国充满了憧憬,对于燃烧着硫磺之火的地狱则深怀着恐惧。另一方面,基督教也成为闭塞孤陋的西欧封建社会的信息总汇和精神调节器,以教堂为中心而开展的各种宗教活动和世俗娱乐为平乏无聊的日常生活增添了几分情趣。从11、12世纪开始,西欧的大学在教会的扶持之下逐渐地成长起来,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西欧的文化复兴。大学为新思想、新学术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孕育地,它很快就由教会的精神堡垒转化为滋生各种“异端”思想的温床。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中世纪西欧社会的一切文化形式,如哲学、文学、艺术等都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基督教唯灵主义的深深烙印,都表现了一种信仰主义的晦涩、夸张和诡异的特点,并且反映了苦难深重的现实生活与光明纯洁的天国理想之间的强烈反差。

 

第四节: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衰落

当基督教最初在希腊罗马世界中传播时,它只是一种建立在信仰与道德之上的唯灵主义宗教。但是随着基督教逐渐成为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专制性宗教体系,真诚的信仰就逐渐让位于形式化的制度和仪式,罗马天主教会也随着权力的增长而日益腐化,从引导灵魂上升天国的神圣阶梯蜕变为藏污纳垢的罪恶渊薮。到了中世纪中期以后,教会的腐败变得越来越触目惊心,蓄妾和买卖圣职等现象大行其道。与此同时,早期基督教的宽容精神也消失殆尽,罗马教会对于各种所谓“异端”的镇压和迫害导致了中世纪最惨无人道的宗教裁判所和火刑法庭的出现。如果说基督教最初在罗马帝国是由于和平主义和宽容精神而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信仰,那么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则由于专制暴虐和极度的不宽容而激起了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反感。到了中世纪后期,在基督教崇高典雅的唯灵主义理想与罗马教会卑污龌龊的腐败堕落行径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基督教理论与教会实践之间的深刻矛盾构成了中世纪西欧社会中一切社会问题的文化根源,并且最终引发了近代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

  

第三章:西方近现代文化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内在矛盾最终引发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思潮改变人们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宗教改革运动则打破罗马天主教会的专制格局,在客观上为西欧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创造了条件。与这两场文化变革运动相对应,在实践领域中发生的航海活动开拓了欧洲人的眼界和活动范围,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海外市场;而民族国家的崛起也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形成了一种与古罗马帝国一统天下的情况迥然不同的“势力均衡”的多元格局。在西方近现代文化中,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理性精神的崛起。经过启蒙运动的洗礼,日益强大的科学理性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后又与宗教信仰形成了一种协调关系。在经历了启蒙运动和科技革命的洗礼之后,一个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的西方社会正在持续而稳定地发展,并且在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不断地经历和超越着各种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

 

第一节: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分别发生在拉丁文化圈与日耳曼文化圈中,它们虽然都把矛头对准虚假的天主教信仰和专制的罗马教会,但是二者的目标却是完全不同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复兴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为号召,追求感官快乐,赞美现世生活、呼吁人性解放,促成了以研究古代“人文学”为宗旨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出现,创造了充满艳丽的感性光辉的文学艺术成就。与具有阳春白雪特点的文艺复兴相比,宗教改革是一场发生在缺乏教养的日耳曼文化圈中的大众化运动,它的基本目标是以信仰的权威来取代教皇的权威,以独立的民族教会来取代统一的罗马教会。马丁•路德以“因信称义”思想作为神学根据,揭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并且在瑞士、英国等西北欧国家引起了连琐反应。宗教改革打破了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专制格局,加强了信仰的纯洁性,并且打破了宗教理想与现世生活之间的巨大障碍。路德宗把神性与人性融为一体,使人类精神获得了自由;安立甘宗把“上帝”与“恺撒”统一起来,为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神圣性的根据;加尔文宗则消除了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之间的鸿沟,使日常工作具有了神圣意义。这一切变革都在客观上为近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几乎所有成功地进行了宗教改革运动的西北欧国家,都成为后来居上的资本主义强国。

 

第二节:地理大发现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

通过对15世纪以来西欧国家的航海活动和地理大发现过程的追溯,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等西欧国家是如何从地处边隅的孤陋之国,逐渐发展成为建立了海外商品市场和全球殖民统治的大帝国的。在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中,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葡萄牙和西班牙主要通过控制和掠夺海外资源(香料、蔗糖、白银等)的方式来发财致富,而英国、荷兰和法国等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则主要通过建立海外商品市场的方式来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且逐渐在与葡、西等国的竞争中占据了上风。与海外殖民扩张相辉映的另一个现象就是欧洲内部的大国兴衰。由于宗教改革运动造成了宗教分裂的现实格局,新兴的民族主义也借助不同的宗教信仰(天主教信仰或新教各派信仰)而成长起来,以共同的文化(宗教)认同和政治认同作为纽带的“民族国家”逐渐取代了建立在封建王室联姻和继承关系之上的“王朝国家”。与教会的分裂相适应的民族国家的分立使得古代一统天下的罗马帝国再也不可能在近代欧洲出现,在16-19世纪的欧洲政治舞台上,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俄罗斯以及德国等大国相继崛起,各领风骚数百年,呈现出一种“势力均衡”的多元并立格局。

第三节:理性时代与启蒙运动

理性精神的崛起无疑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最重要的标志。如果说宗教改革以信仰的权威取代了教皇的权威,那么启蒙运动则以理性的权威取代了信仰的权威。近代科学理性的崛起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它最初萌芽于17世纪出现的宗教宽容氛围中,表现为哲学上的怀疑精神和科学上的经验主义(经验观察与科学实验)。科学理性在近代知识分子心中建立起两个相互联系的观念,即自然秩序的观念和人类天赋的观念,由前者逐渐发展出通过观察和实验来发现和利用自然规律的科学体系,由后者则逐渐发展出以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作为根据的民主制度。理性精神曾经广泛地表现在17世纪西欧文化的各个方面,如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哲学思想、自然神论的宗教态度、古典主义的文学艺术、社会契约的政治理论、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以及机械论的世界观中,到18世纪则汇聚为波澜壮阔的法国启蒙运动。激进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对传统的基督教信仰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有力地动摇了欧洲君主专制的精神根基,但是这些批判也难免有矫枉过正和流于浅薄之处。科学理性在启蒙运动中以绝对的权威姿态无情地批判着一切,但是却唯独忽略了理性本身的自我批判。因此在康德等人继而进行的理性批判活动中,经过自我批判的科学理性与经过自我更新的基督教信仰在经历了长期的对抗和冲突之后,终于达到了一种互补的协调关系,为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奠定了重要的精神根基。

 

第四节: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西方经济的现代化历程是从产业革命时代开始的。从18世纪下半叶至今,在不断发生的科技-产业革命的作用下,西方社会相继经历了从“蒸气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电子时代”的发展转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西方经济经历了多次危机,并在克服危机的努力中逐步建立起较为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西方现代的政治体制主要是以近代自然法学派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和社会契约等理论作为基础的,西方各国在经历了18、19世纪的社会革命之后,正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健康发展。在国际格局方面,欧洲内部的“势力均衡”模式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到破坏,大洋彼岸的美国成为影响欧洲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并且在二战以后与苏联形成了对立的两极。“冷战”时代结束以后,美国试图通过建立和维护全球性的“势力均衡”模式来保持自己的世界霸权和优势地位,并以一种单边主义姿态与21世纪出现的多元化国际格局相抗衡。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西方现代社会虽然经历了启蒙运动和科技革命的洗礼,但是在传统与现代、浪漫与现实、科学与宗教、技术与人性等一系列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超越的热情与协调的审慎在不断地相互变换,从而造成了西方社会中一幅幅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