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白山旅游攻略笔记,那年5月,长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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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冬林的5月4日

我无法想象胡冬林倒下的那一瞬间的具体情景,但我又分明听到了我所熟悉的他说话的声音:“我回去了。”他跟自己说完这句话就走了。2017年5月4日,胡冬林走了。去长白山了。再也见不到他了。脚步声若有若无地飘在日记里,没打扰任何人。

他走的那天世界还是世界,只不过人与自然变成了自然与人。胡冬林,在5月,不合时节地回到了自己的名字中。

以我的眼光来看,所有死去的人其实只是一个人。所有活着的人也只是一个人。我每天都在生死之间闲逛,时而审美,时而审丑,用一条无始无终的路把人一分为二: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追悼是追不上的。你追的人也许就在你身后,正一步一步地悼念着你。我活在死人中,死去的人活在我中。一直这样。

2007年5月4日凌晨2点,胡冬林带着12万字的长篇小说《野猪王》初稿,租了一辆货车,载着四箱书和简陋的家具,经过8小时的颠簸,来到了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独自一人。安家。安心。

我想,他的新生活的第一天应该是从他租住的房间开始的:一张实木桌子,一张实木椅子,摆放得乱七八糟的书。如果不挡窗帘,早晨的阳光从可以望见长白山的窗户直射进来,照在他的脸上。他再也睡不着了,便坐起来眯缝着眼睛看着远处的山峰,并点上一支长白山牌香烟。阳光中的一缕淡蓝色的烟随着窗外两只灰鹡鸰的叫声缓缓地弯着,直至扩散、消失。他起床,做饭,准备进山。他庆幸自己终于过上了一直想过的生活,终于可以做一直想做的事情了。

有人说他是梭罗式的作家,他也确实向往梭罗的那种“脱俗”的生活方式。他在2007年12月9日的笔记中写道:“不去考虑别人说我是不是中国的梭罗,其实,就是像梭罗那样早死,也值了。那会是多么奇妙的一年!脱俗而忘忧。”

凡是能看清楚现实到底是怎么回事的人,虽然不一定厌世,但一有机会就会阶段性地脱俗。长白山为胡冬林提供了脱俗的机会。对他来说,在长白山的每个日子都能使他脱俗。当然了,他来长白山,脱不脱俗倒是其次,主要是为了写作:“1、完成《野猪王》。2、开始写《熊纪元》。3、开始写寒温带原始森林笔记。4、积累《原始森林——无处不在的生命》。5、积累并构思《金角鹿》《绝叫》《狼歌台》《三虎》。2007年5月5日凌晨”。

他有把握。因为他足够专注。

原汁原味

胡冬林被称为“中国离野生动植物最近的作家”“中国少数与世界文学接轨的自然文学作家”。他认识100多种鸟、数百种植物和200余种蘑菇,每天记写山林笔记500余字。这些笔记是中国惟一一位扎根长白山的作家所写的笔记。

大体来说,《昆虫记》《瓦尔登湖》《大自然的日历》《沙郡年记》《溪畔天问》《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星雪火》《醒来的森林》等等这些与自然有关的著作都属于文学范围,都是经典作品。而胡冬林的这部《山林笔记》就不一样了,虽然在《作家》杂志发表过,但严格来说其中很大一部分还不能算是完整的文学作品,它们只是为了文学创作而准备的素材,还没成形(尤其是2008年8月4日以前的笔记)。所以其朴拙味、原初味和新鲜度远胜于那些完整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完整的文学作品,却是完整的文学作品之源;它们虽然涉及了很多山林常识与经验,却鲜活生动,富有人性的温度。看似构不成美学体系、思想体系、文学体系,但它们却呈现了充满魅力的人与自然的一种全新的关系。相对于完整的文学作品,我反倒愿意读这类作为素材的笔记,因为全是真材实料,没有加工,不用挑,随便一尝,就能尝出原味来。

胡冬林对这些笔记的认识是相当清醒的。当他在2009年8月4日完成了第一本笔记的时候,已经对日后的笔记有了更为完整的设想,他在当天的笔记中写道:“这本‘山林笔记’兼日记终于写满了,一年半左右的笔记……如果在退休前记满五本,还有六年,这是完全可能的。退休之后就拥有一笔大财富,可以凭这五本山林笔记写两本书,一些文章的细节、故事、想法、描述等材料,均可出自这些笔记……既然决定做了就要转转方向,除日常记述创作有用的笔记外,精心写作日记,把每一篇写成生态或自然的美文。久而久之也可做一本好书,如果写作或考察体验忙,先写个雏形,留待日后整理。”

从笔记中可以看到,胡冬林准备以后要“精心写作日记,把每一篇写成生态或自然的美文”。当时是这么想的,但过了一段时间,他认识到,他的笔记仍然属于为文学创作所积累的素材而不是文学作品:

一点点积累这方面的素材,为我的随笔《倒木自述》。

跟世界上那些不朽的自然作家比,我的日记实在不成样子,这不是思考的结果、文学的创造,而是一种素材的记录,相当于素材收集笔记。这本是我创作的方法:多搜集记录素材,为正式成文做基础工作,这也是日记的一种功能,而梭罗是一种日记创作。2009年9月20日。

直到2010年12月12日,他对自己的日记又有了新的打算:

昨天的笔记写下《沙锥的冬天》短文,准备从这本日记开始改变记述风格,有可写短文的直接写出来,不怕长,不怕费事,尽量接近成形,以后抄改删增,再加好想法即可成文一篇。以往有写,但都太短或太乱,连雏形都未形成。

因为胡冬林突然离世,使这些笔记保持了原始状态。作为一个作家多年积累下来的至为重要的第一手材料,一经面世,对后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起到哪些方面的作用、引发出多少创造性的理念等等,这都是无法估量的,但就其原汁原味的不可替代性而言,它具备了常读常新的内质。

胡冬林生前也许根本想不到,这些大部分未及润色、加工、只作为素材的笔记,竟然能如此吸引人,现在看来,其魅力正是源于这种未完成的状态,也就是正在生成的状态。如同初始的生命,鲜亮、纯粹、活泼泼地显示着无限的可能性。

博采众长

翻译家潘安荣在苏俄作家普里什文《大自然的日历》的后记中写道:“1989年7月13日我有幸访问过普里什文于1948年以后一直住到逝世的故居。……村中有一座一百年历史的古老庄园,那便是普里什文的故居。……树木之间有作家心爱的猎狗的坟墓,还有两个彼此靠近的大树桩,普里什文拿其中一个当桌子,一个当凳子,常在‘春天的口授下’记笔记。”

胡冬林在长白山的森林中也有类似的桌子和凳子。他称之为“最牛的森林写字台”。他在《山林》中写道:“第一次在河边的原始林中,找到一张生平最满意的写字台。一棵直径1.5米的大青杨的旧伐根圆盘当桌面,四截短原木轱辘摆在四周当凳子,旁边立一根四尺高的原木,绑上一把灰色遮阳伞,短树杈上挂着我心爱的望远镜和数码相机……多少人曾幻想在一座小岛或湖畔或海边或野外独处思考写作,寻找一份脱俗的安宁。写《无界之地》的美国女作家玛丽·奥斯汀拥有一个树上工作台。我想,在中国作家们当中,我拥有一张最牛的原始林写字台。”

胡冬林原始森林中的桌子与普里什文树木之间的桌子在令人惊异的巧合中构成了某种遥相呼应的隐秘而美妙的关系。我想,这种关系在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家之间是永远存在的,胡冬林与那些作家一样也在用自己的作品与未来的某些作家保持这种关系。

作为一位有成就的生态文学作家,胡冬林有开阔的文学视野,阅读的范围也比较广。不仅是梭罗,他在笔记中曾提到的约翰·巴勒斯、奥尔多·利奥波德、格雷姆·泰勒、蕾切尔·卡逊、惠特曼、普里什文等等不同类型的作家对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显得微妙而无形,有时又显得直接而适度。

他确实以梭罗为榜样,但又不限于梭罗,可以说,他文学上的营养来源是多方面的。

2008年6月2日:心中涌动着创作的欲望,把这些笔记写成“溪畔天问”式的呢?还是写成“大自然日历”式的?抑或直接写成故事性的叙事散文,“拍溅”式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我都来对了……

2008年6月17日:反观利奥波德,那才是伟大的思想者。而我的脑袋里尽是故事和画面,同时文字表达上也贫乏,无思想内涵,这和以往修炼不够及“文革”影响有关。

2011年2月17日:闷在家里重读《沙乡年鉴》,把喜爱的关于橡树的片段留下笔记,曾经计划要写的散文《橡树的一生》会有所借鉴……

2011年2月24日:几天来一直在读美国作家格雷姆·泰勒的《地球危机》,很及时,很有启发,书中一些观点和见解马上就可以用到我的写作中。

2012年1月29日:今天开始有进入状态的现象,是老怀特的散文给了我启发,慢慢上道,这是写出好东西的前兆。

但他最喜爱的、在日记中提到最多的作家还是梭罗:

2008年6月17日:对照梭罗的日记再看我的自然日记,人家真是大师,思想和语言都那么深邃、朴实、准确、形象。五十三周岁的我要向他学习,哪怕在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中沾上一点仙气儿。

2009年9月2日:回家就想獾子的随笔,估计可小成一文,借用一下梭罗的手法,但文字和故事是我的。

2011年4月23日:在联合书城买了一本梭罗的《野果》。

2011年4月24日:睡前翻看梭罗的《野果》……我如果准备得充足一些,吸收各家所长,或许能比他写得好一些。

2011年4月27日:昨夜读梭罗的《野果》,信心大增,如果下功夫,我或许比他写得好。但无论如何,我们是一类人,我和他相隔一个多世纪,却灵魂相通。

2012年2月13日:在城市中,灵感一旦枯竭,情绪则极度低落,无所适从。此时只有读书才能缓解那种近乎绝望的情绪。而梭罗的书,经常在这种情况下给予我及时的安慰。这个与我灵魂相通的先人,常常将我从情绪的危难中解救出来并带来温暖与愉悦……感谢你梭罗,我的知音,我心灵的守护者。

2012年3月3日:这些天看梭罗的《种子的信仰》和一本写远东驯鹿人生活的俄罗斯长篇小说《迁徙》。梭罗在一百年前已经扎扎实实地研究植物了,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足堪师表。

胡冬林虽然受到过梭罗或上述那些作家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他写出独具特色的作品,如他的那些已经面世的《青羊消息》《拍溅》《蘑菇课》《巨虫公园》《野猪王》等作品。

于晓威在《胡冬林,长白山的孩子》一文中,对胡冬林与那些相关的经典作家之间的内在关系做了如下总结:“冬林非常佩服美国生态作家蕾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他多次在记者采访中提到了它。而我觉得,就他的心性而言,虽然他远没有下面将要提到的这些人伟大,但是他是集合了达尔文写植物、法布尔写昆虫、梭罗写瓦尔登湖、蕾切尔·卡逊写生态环境于一体的热情之大成者,这一点他毫不逊色。”

总体来看,胡冬林与上述任何作家都不同。因为他不仅是一位长年与原始森林融为一体的、作品极具个性的生态作家,同时还是一位守护野生动植物的战士。

一条自己的林间小路

2008年9月25日:今天分别走过三段落叶铺就的松软舒适的林中小径,有杨树叶路、桦树叶路和红彤彤的枫树叶路,好奢侈!

更为奢侈的是每一条落叶铺就的林中小路最终都将归并为一条路,即胡冬林想走的、应该走的、正在走的那条路。

从胡冬林的创作实践——尤其是从这部《山林笔记》中可以看到,他在深入长白山原始森林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最适合自己的写作之路,并始终表现同一个主题。他在2010年8月7日的笔记中写道:“现在想来,我的作品贯穿始终的主题是:歌颂野生生命,反对或反思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这些笔记在表现这一主题的过程中,花鸟野兽,甚至一草一木都暗示着生态密码,饱含着原始气息,处处展现着自然之美。这些动物、植物,尤其是这些动植物的细节和生命的活力,加之这些精准的文字,使长白山充满了动感。

2008年11月7日:现在想来,每当我看见大斑啄木鸟在树干上转来转去叨叨叨叨个没完,看见灰松鼠叼着个大松塔在树杈上溜来蹿去,看见蓝大胆吱溜溜在树干上转圈,看见旋木雀绕树忽上忽下极其快速地飞旋,听见白腹蓝姬鹟唱出一串华美嘹亮的旋律……听见黑枕黄鹂在黄昏中神秘而悠远的“居呼——居呼——”的鸣叫,听见冬季小鹪鹩那单调警觉的大声鸣叫……心头涌现的都是一种惊喜和欣悦。

2011年10月11日:当丹顶鹤在面前翩翩起舞,当金腰燕在耳边婉转呢喃,当黑头栖落肩头,当身处欢叫的小鸟群里,人往往沉浸在大自然给予的一次次惊奇和感动之中……山崖间金雕翅翼上的橙色夕照,大树上灰林鸮身上斑驳的叶影,溪流中翠鸟后背耀眼的辉光,林荫下黑琴鸡忽明忽暗的红眉毛……为了它们,活着真好。

笔记中这样生动的例子不用精心拣择几乎随处可见。

一代美学宗师宗白华在《看了罗丹雕刻以后》中写道:“大自然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活力,推动无生界以入于有机界,从有机界以至于最高的生命、理性、情绪、感觉。这个活力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一切美的源泉。”

胡冬林说:“那些认为只有写人才是文学的家伙真蠢!——2008年4月5日”。

胡冬林几乎倾尽全部的爱在山林中编织了一张关系网,所有的动植物在互相关联的大环境下各自有各自的组织、族系、领地或领空,各行其是,各有各的王国,整个长白山由此形成了一个自足、丰富、各呈其美、各呈其爱的生命体系。

笔记中虽然很多地方流露出他对野生动植物命运的担忧,对破坏自然生态行为的愤怒,但如果到处充斥着“保护”“打击”“治理”“呼吁”“反对”等词汇,那么这些笔记也只能沦为某种类型的宣传品了,也就绝不会如此受人珍视了,更不会具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和可以预见的恒久的吸引力。

胡冬林原本是为了文学创作走进长白山进而迷恋上了长白山中的动植物,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从生态保护这个角度看待这些笔记。当你进入这部笔记,首先打动你的一定是自然的魅力。从审美的、爱的角度来看这些笔记,是很有意思的。

2009年7月19日:想起那天有人问我:你认那么多植物、昆虫、蘑菇、鸟类,有什么用?他的话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以下是我的回答:热爱,热爱森林中的一切!所有的动植物我都热爱,连它们的名字也很美,像一首首诗,一篇篇散文。而那些名称背后的生命已存在了数亿年,每个物种从诞生到今后的历程都是自然的奥秘与奇迹,值得大书特书……

2009年7月30日:看见一树宽褶囊皮伞,这回彻底认识它,有些红菇极其美丽。今天产生一个新想法:写蘑菇文章时,去年蹲守白鬼伞未果,今年又等,终于目睹它的绽放——一下蹦出来了。在中国,能有几人像我这样深夜在原始林中守望美丽?!

在胡冬林看来,“生态文学是真实的文学,是原生态的、非想象的创作。生态文学没有想象,只有真实的细节”。

他并不是简单地、笼统地将一些鸟兽植物的相关知识呈现在笔记中,而是将他的感受、情趣、审美取向、独特的山林经验融入字里行间,令人身心愉悦,令人感到一种鲜活之美无处不在。

2009年12月12日:我在写作上有个百宝囊,一个密封的罐子里装满各种各样的干蘑菇,写累了脑子不转了,心不在焉了,就打开罐子深深吸气,让罐子里散发的蘑菇香气,也是真气,也是泉水,也是小溪、露珠、青苔、落叶、朽木、树皮,总之,罐子里保存的森林之气,浸透肺腑,清润头脑,渗染心脏,融入血管。这个百宝囊中有长白山最好吃的气味最好的前十种蘑菇……这股清气令我心胸宁静,头脑清明,永远走自己的林中山路。

一条自己的林中小路,没有尽头,只有无限风光。

认知与体悟

认识自然、亲近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生态作家一直以来的共识。胡冬林在全身心投入长白山原始森林体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熟悉了很多野生动植物。一边认知一边写作是他的生活常态:

2008年8月30日:午饭毕约王柏老师上山,走过昨天的路线,复习昨天的知识……今天新认识或拍下的蘑菇有以下二十余种:1、易变裂齿菌;2、变色杯伞;3、白红菇;4、林地菇;5、多汁乳菇;6、厚黑层孔(栗黑褐拟层孔菌);7、亚绒白乳菇;8、白栓菌;9、宽褶拟口蘑(宽褶菇);10、白鳞环锈伞;11、粉红菇;12、纤弱小菇;13、日本亮耳(毒侧耳);14、黏盖牛肝菌;15、红菇;16、东方栓菌;17、黏小奥德蘑;18、木腐菌;19、斑盖金钱菌;20、云芝;21、黄丝盖伞;22、黄小蜜环菌。大致能记住的打个红对号,以后再复习,有的真的太难认。顺便了解点可食用蘑菇的特性:如趟子蘑晒干好吃,生长规律为圆形蘑菇圈,有强烈的冲鼻子淀粉气味;香菇干后有些香味;黄丝盖菌是菌根菌;木蹄(木蹄层孔菌)是引火、储火的材料,可阴燃很久,等等。

胡冬林的观察力与表现力都很强,二者一经结合,便形成了超乎寻常的吸引力。如下面这个例子,他的观察之细、之准、之到位令我产生了置身于两只狍子面前看到了它们直直的尿线、听到了它们哗哗的尿声并闻到了它们尿臊的幻觉:

2009年11月30日:公狍子撒尿直线往下冲,果然如我的观察。母狍两条后腿叉开,腰部往臀部稍后塌,也直着尿。在山上如果看见狍子睡觉的卧坑,卧坑旁边有尿迹的是母狍,卧坑中间有尿迹的是公狍。

胡冬林不仅对动植物的观察能力强,他还善于发现、挖掘、整理和总结写作规律。随着他对写作的认识不断加深,一些独特的感悟也越来越多了:

2008年3月18日:通过一些人的议论,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1、叙事性的散文是在拯救散文。2、叙事能更好地为珍爱大自然的思想铺路。3、视角针对动物,全国罕见,纯粹的独特性,不涉及人类的肮脏事。4、把远古宗教和现代环保理念结合,使文章有两大支撑。5、故事来自民间,来自原型,均系采风得来,经得起时间考验。6、不择手段地打动读者。7、绝不复古,吃古人剩饭——所谓解读传统文化。8、强烈的现场感染性。9、油画性,可视性,强调画面感。10、呕心沥血组织形象文字。那些反对派更加让我坚定自己的信念!

2009年10月25日:自然文学的写作要素,即以自然万物为写作对象,创作者须深入其中,利用山林及泥土的语言。我在语言上还欠缺,文绉绉且喜欢用现成的类成语。掺点东北土话及古文人的某种表达使语言有力和准确,似乎做到一些,但远远不够。对象和立足地选得比较成功,但还需更深入更持久。

胡冬林虽然无意建立一种整体性和结构化的生态文学体系,但其归纳出的这些在深入生活与写作中积累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远离亲人,远离城市,在长期的单身生活中,年过半百的胡冬林自然会有一种“黄昏孤独感”:“2008年6月17日:今年近两个月来还未出现去年常出现的黄昏孤独感……”

他忍受着“无边的寂寞”,而内心的想法和现实的矛盾又总是考验着他、折磨着他:“2009年11月9日:渴望有个女人做伴,渴望爱情,也许是年龄大了,渴望一份感情依恋,哪怕隔一周或半个月见一次面也好。虽然来长白山的后两年已习惯了孤独,可是一旦这种阴沉沉的雪天来临,便感到情绪低沉,无边的寂寞立刻包围了我……我不想孤单一生,可又舍不得现在的生活方式和孤独状态,这是个大矛盾。”

但胡冬林设定了自己的理想生活,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知道哪条路最适合自己,或者说他知道如何开辟一条自己的路。他做了。他做到了。如:“2009年11月12日:观察自然万物,随手记些札记,晚上点亮蜡烛,记下白天的感受和思索,整理观察到的自然变化和动物行为,为一篇篇林中随笔勾轮廓,备细节,那才是我要的生活。……知道该干什么,怎么干……那就是:深入体验森林,倾听自然中的故事,使我的写作达到真正纯粹的境界,也许那时候能更接近普利什文当年达到的融入程度,或者达不到,但我努力过。”

胡冬林在笔记中也常常流露出写作的不易:“2007年12月9日:全篇已逾二十一万字,再有九万字可杀青。熬吧,一个字一个字地熬”。

在中文的世界中,用这个“熬”字来表现写作时的某种状态,极为准确。艰辛、无奈、孤寂、枯燥,为了某种希望而痛苦地忍耐着、坚持着,仅一个“熬”字就把这些全包了。

这些被作者称为素材的文字,不受时空限制,随时随处读几篇,哪怕几段、几行,都能读出意趣来。有画面感,有情怀,并偶尔带有一点启示的味道。如2009年9月25日的笔记:

从山顶下望红松林,似在山上铺上一层厚厚的未经修整的墨绿色绒毯,它与山涧相连,松涛如海潮啸响,充满深不可测的野性力量和奥妙无穷的生态进化启示。高傲、尊贵、庄严,宛如荒野中的圣殿,散发着无尽的肃穆尊贵气质,每一条枝杈都十分粗壮,五条臂膀伸向天际。结果时有两千颗以上的松塔,在一块宝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曾有人太贪婪,摘它身上的松塔,摔下来当场毙命。

当记者问:“驻守长白山的这段经历对您有什么意义?您觉得深入生活对您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他回答说:“在长白山的这五年多是我人生的大转折,也是我创作的大转折,这段时光是我的创作高峰,同时也是我人生的高峰。这段时间将写作和我的生命融合在一起。去长白山之前,我准备了很多故事和题材,但是到了长白山之后,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我后来写的散文都是来自我在山上鲜活的体验,之前带来的故事一个都没用。”

他面山而居。深秋的某一天清晨,透过窗子,望着阳光中雪白的山顶,构思着新的作品。他突然感到眼前的山就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因为这座山呈现出来的风格正是他多年来想要建立的而又说不清是什么的那种风格。那是一种将浑厚、深邃、庄重融为一体的风格,沉雄大气,包罗万象。

他不会忘记这个时刻。

往年,深秋的长白山,远远望去,如深秋的橡树叶那样,橙色中透着少许深秋的苍灰。而此刻,一片银光。

(此文系时代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胡冬林《山林笔记》序言节选)